摘要與隨筆 Andrew B. Kipnis（柯任安）2023《治理教育欲望：當代中國教育的文化分析》。楊柳、李昆圖譯。臺北巿：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摘要與隨筆

Andrew B. Kipnis（柯任安）2023《治理教育欲望：當代中國教育的文化分析》。楊柳、李昆圖譯。臺北巿：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柯任安(Andrew B. Kipnis)所著的《治理教育欲望》是一本我本來以為我翻過就要賣掉的書，結果在略讀當中，發現這本書其實寫的蠻有意思的。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在於他重視歷史，透過比較方式，突出美國例外論以及歐美文化現代性傳播論的不適當，而主張重視在欲望治理過程當中中國（以鄒平縣為例）的內生性。如他在導言當中所說：

「在鄒平、山東、中國和東亞為何產生較強的教育欲望這一問題，與文化、治理和具地體現(emplacement)觀念的理論交叉點注定是相互啟發的反思焦點。正如我希望用這三個概念來理解為何在鄒平教育欲望如此高漲，我也希望用教育欲望這個主題來闡明，文化、治理和具地體現這三個概念對於我們思考當代世界的社會變遷和延續性，是一個重要的聯結。」

在第二章〈地方脈絡中的教育欲望〉中，他提到教育強度的治理，涉及多重治理機構的努力，他提及行政者、企業、家長、村莊的投入，「最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多數學生自己的努力，這套體系不可能形成。體系裡的任何行動者都不能被視為自決的(self-determining)；然而他們都是追求教育榮耀的能動者。就像許多集體的「狂熱」一樣，在鄒平，教育欲望的強度來自成千上萬的行動者與治理行動之間的互動和相互影響。」(58)接著，他主張此種（教育）狂熱同時也是全國的、東亞的、甚至也是全球的一種現象。(58)

第三章〈涵蓋教育欲望：國家政策在鄒平縣的實施〉，重點討論了「素質」的教育，這裡的素質教育既是知識層面的，又是政治層面的，內部更是牽涉了仿效典範，或者民主與威權之間的內部矛盾，作者以國家在不同時期對於欲望的干涉進行討論。而在第四章頁98點出，素質既是個人的品質，也是群體品質的展現，而這些生理特徵、心理特徵，同時又被認為與道德特徵（抗拒墮落的能力）相關──領導者應該是既聰穎，道德上也高人一等者。

在第四章，作者提出了「帝國治理體系叢結」的概念，用以考察不全然是基於社會結構功能的制度走向，而重點在於觀察「推行治理體系叢結的治理行動者及其批判者在有意識和無意識下操縱文化形式的結果」。(95,99-100)他用了書法與寫字、校園生活、關於鄒平縣如何進行創建衛生城巿之運動的日常行事時刻紀錄來談治理（對於行動的引導conduct of conduct）如何體現在中。而除了校園生活內，作者更利用「文人特質與自我修養」的觀點（如才子佳人作為典型案例），對比西方的「反校園文化」，他說：「當代的鄒平校園竟沒有任何將自身定位於排拒學術理想的男性特質的跡象」(125)，也說「我無法讓鄒平的學生理解美國高中存在的『書呆子』(nerds)與「怪咖」(geeks)這類標籤的社會意義」。(126)讀書這件事，不論在校園，亦或出社會，都是被鼓勵的（如一般商人的國學班、溫州商人讀聖經）。最後一節談「考試、菁英制度與正當性」，他說「在中國的後毛澤東時代，以考試為基礎的選拔程序已成為這場反腐敗鬥爭的中心機制。考試往往被認為是唯一方式，由此產生的社會階序也被認為是可接受的，是具有正當性的。」(132)

為了要把「帝國治理體系叢結」的適用性外推，作者舉了李光耀以專制手段，推動全國英語化運動，解散了華僑商人以華語授課而成立的南洋大學，後來該校於1981年由南洋理工學院接管，而先前該校畢業生皆被邊緣化。(134)他也提到了李光耀的種族基因決定菁英論，否棄儒家強調的自我修養論(134-135)，這些關於新加坡威權體制的討論頗觸目驚心。隨後他也討論了臺灣的例子，直白地指出，教改未降低考試競爭，也無法讓臺灣人不以升學考試為教育制度的核心，改革是失敗的。(136)

第五章回到考察鄒平案例，利用了拉圖、德勒茲與瓜塔里、巴塔耶等人的理論資源（但篇幅非常節制），以激情之聚合(assemblages)以及價值觀與人類階序的關係，談教育的狂熱(fever)。(142-147)隨後則談農業社會為何強調文本與記誦，因為面對自然的不確定性，沒有試誤的空間，若冒險，則可能就會導致作物欠收和飢餓。(148)在「男性特質與文人」這節利用東歐猶太人與中國式兩者不同文人氣質作對比，柔弱的身體在西歐男子氣慨可能與修士形象相連結，而被認為沒資格結婚，但中國人和猶太人則不認為此種身體會削弱男性未來的男性特質和適婚條件。(152-153)之後也隨手考察了「普通話」與國家建構、人口轉型（少子化）與家庭教育中的父母犧牲論、文憑病、考核文化（這節較長，作者主張此考核文化非來自西方傳播，中國與美國實際上是同構關係，而非傳播關係）、入學考試是競爭文化的動力等不同面向。第五章透過不同文化的比較，作者旨在說明鄒平案例並非僅僅是地方的，而是具有「地方中的普遍性」（此亦為本章標題），非本書所考察地方之人，能自此案例當中見到某種可比的普遍性。作者說「『文化』和『普遍主義』這兩種對於特定社會現象解釋，不應該被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交替選項，而應該被視為是彼此不同卻又能互補的透鏡，運用它們可以豐富人對於社會動力的理解。」(174)

結論處，作者回顧了前文，並且重新定義了前人提出的文化觀，主張要納入「評價與治理的過程」。最後兩頁的討論值得全文精讀，作者點出教育欲望的政治性（影響社會階序和政治階序的正當化；決定了社會規範過程的優先順序）。評價（事物高低順位之決定）有其任意性，此任意性是文化的，也就是來自於歷史的與社會的過程之構作物。治理，即conduct of conduct(行為的引導)，是評論的文化過程的核心，因為它是嘗試以言傳身教的方式反覆灌輸評價的過程，這些過程也導致了教育欲望的再生產，孩童長大後也以此方式教育未來的孩童。文化作為權力，定義了人類的等級。最終，作者結語說：忽略與教育欲望有關的文化評價過程，只會讓社會科學可能對世界的貢獻變得貧乏。(190-191)

文中我覺得談文人特質的部份，點出男子氣概概念本身的文化屬地性的討論，我覺得蠻有趣的。無反智主動或者無校園反文化的說法，也蠻適合跟Paul Willis的《學做工》之類的作品對話。談李光耀以威權方式在教育上推翻儒家的自我修養論以維持某種權威治理的討論我也覺得值得留意（更進一步來說，「自我修養論」在政治以及教育上，對於身處臺灣的我們，意味著什麼，也值得進一步思考）。對「欲望的生產及再生產」的實證式關注，在不同領域也有可借鑑之處，若在教育領域，永不貶值者為文憑（在中國…但也許也有泡沬化的問題？）；在商業領域，可能在臺灣會是「房地產」（只賺不賠快投資）；在健康領域，可能是「健康食品」、「有機食品」或者「質感消費」領域…

或許或許，關於「欲望之教育」的社會分析，總是落在以「我是什麼」的符號消費之上，取代了「我是誰」的決斷空間。所以像是希希亞的相關分析是可以在如何打造「我是什麼」的無盡消費鏈中，如何永遠都無法滿足「我是誰」之懸缺發揮一定的分析力（who/what的討論源出Arendt《人的條件》之分析，前者唯人死後才能論斷，因為我是誰是種無盡追尋；後者則是社會身份位置，或許說是某種文化上的虛擬屬性及其信以為真(make-believe)）。但此類分析無法彰顯人類的行動能力及其意外撞態（或許能夠對抗例外狀態的，正是這種意外撞態？）（撞之本身也是意外，似乎比起狀更具有主動性）。寫的不白話了，表示我在胡扯一些我自己不見得清楚的東西了，就此打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