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 誠實 不找藉口

　　在日常互動當中，不為自己的失誤或者健忘，尋找一個可以怪罪他人的藉口，不論這樣的話，可能是「你可以提醒我呀」或者「你都沒說」，其實都是種自我卸責的方式。如何能夠學會勇敢認錯，誠實面對問題，然後化解錯誤，實在是日常生活當中每天都要注意的課題。「輕諾必寡信」這個話也不是講假的，「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而言多必失。日常生活，如履薄冰，尤其體現在緊密相處的生活互動當中，難免會有磨擦。

　　誠實。誠實的要件大概包括願意傾聽對方的意思，願意虛已，然後退一步看自己，問問自己，是不是真的瞭解對方的表達，而給出自己十分肯定的話語。我可以能力不夠，我可以時間不足，但是我不能不考慮對方，只以自己的私心為用，以致於犧牲了別人。別人也不是傻瓜，因為所謂考慮事情考慮的完整，總是要盡可能地，除了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也要考慮到別人的立場，與行動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所以不論是韓國學者在《痛苦社會學》一書所說，或者尼采對於他的讀者所說，要謹慎言語，都是因為言語即行動，是具備創生的力量的，而那個創生，又會可能轉變成為創傷。因而就如同《易經》所述，君子必須「修辭立其誠」。反省反省。

51/365 檢視日常

　　現在人在高雄，坐下來重新思考與檢視自己的日常生活。期間，也寫了一些充滿情緒的話，片刻於在ptt2的個人板上，但終究過於後台的心情，不適合置於台前，以後後續反過來影響到自己的日常節奏與步驟。總是有些東西，需要隱藏，就像整天擾攘的新聞報聞，總是在隱藏重要的事，讓人忘記提問，而只是不停的轉台，最後說聲「嗯，現在的新聞，大概看十分鐘就夠了」。柯震東現象，看起來好像是道德公審劇，更像八點檔連續劇。但是這是我們的社會現實，而這種現實，具有實實在在的強制力，強化特定的符碼連結，譬如大麻等於毒品，藝人犯錯，而這個錯是不可原諒與饒恕的。為什麼不可饒恕呢？因為藝人是公眾人物，公眾人物應該要有清新的形象，應該要作為當代的道德偶像，就像宗教時期底下的教會人員，或者出家僧侶，總是被期待在道德上能夠具備制高點，因為他們是依歸，是指引，是方向。偶像作為偶像，因為他們是崇拜的對象，崇拜本身，需要神話，而神話建構在神聖性之上，神聖性依賴某種純粹與純潔。

　　但是我們接著考慮各次場域的問題。柯作為偶像，是在電影傳播媒體上；而在校園生活中，有所謂學術明星（明師），他們也具備偶像的屬性，就像有時候，學長姐會成為學弟妹的偶像。人總是活在特定的道德生活當中，這種道德生活具備著不言自明的日常性，所以流言或謠言，一方面既攻擊了特定位置的人的神聖性，但另一方面卻又反過來加強整個該階層所應該具有的道德姿態。譬如柯案，攻擊了個人，反而強化了整體藝人應該要具備的自我形象與自我意識，因此，事件本身成為作為危機，也是重塑群體形象與自我認同的時機，而這種重塑來自於與外部團體的互動。因此，觀察柯案，若是從職業團體的角度來思考，將會得到上述觀察。

　　現在的問題是，所謂藝人的神聖性是指什麼？藝人的神聖性是以演藝圈作為一自主的場域為前提，就像老師的存在，以學術圈作為前提。藝人的神聖性，在於得到觀眾的承認與認可，在於對其台前形象的承認，而不加挑戰。藝人的特殊性在於，大家知道他在演戲，他在表演，而人們也願意共同配合，轉而成為觀眾的角色，相互證成，使藝人得以成為藝人，因此，藝人與觀眾，以及更多的中介團體，共同形構某種信念共同體，使得娛樂本身成為事業，而形成了演藝圈，在歷史過程上，逐漸累積聲望，而成為獲得承認的職業。

　　所以為什麼，柯要不停的重覆道歉呢？他犯了什麼錯？為什麼要整體團隊（包括家人與經紀人）要共同保護他的名譽呢？因為藝人是依名譽而生的職業，他們的勞動，是聲望與形象的勞動，他們不只是演戲，他們也扮演了「道德偶像」的角色，這是不是臺灣社會的特殊現象呢？還是世界的演藝圈，其實都扮有特定道德教化的角色，這我就不知道怎麼談下去了。

　　今天去找了高中老友，認識迄今，已經十八年了，但是自大學後，就鮮少連絡。明明住的地方距離不遠，但卻沒有連絡。因此，物理距離近，不代表社會距離近。社會距離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有的人的朋友關係，慢慢成為工具性的，而情感性的關係，逐漸減少，而走向特定的封閉迴圈。但一旦連繫起來，其實情感性連結的特性，就在於相對於工具性連結，更無實用目的，而是基於特定的情感連結與記憶，因此更持久，除非這種關係受到工具性連結的破壞（譬如一開口就是拉保險，或者傳直銷），否則情感性連結相對來說，經過得時間的考驗。

　　朋友經驗了上台北，胖了二十公斤的歷程，也得出台北是工作的地方，高雄才是生活的地方的結論，因此在台北工作兩年後，決定回高雄工作，享受慢步調與生活。他在愛河邊健走、慢跑，每餐吃八分飽，慢慢瘦回來。不同的地方，有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把人的生活分成勞動、運動與互動，我想台北的生活，勞動總是佔了最大的部份，但是高雄的生活，或許運動與互動的空間與機會，是更大一些的吧？

　　跟朋友走路走了好大一圈，去吃了大腸和米腸，他請客，說「這是我的地盤，我請客」。我就讓他請了，我回家的路上，一路思考所謂「地盤」是指什麼，是指對該地物理空間的掌控，對社會關係的掌握，還是對什麼的掌握。白話的說，可能是指對食衣住行育樂的理解。我們說，我們瞭解一個地方，或者說，我們是在地人，究竟是指什麼？我在台北待了十二年，可是我最熟的地方，還是我的研究室周遭，很多人可能來台北，他們利用手機ＡＰＰ的幫助，可能比我更瞭解這個地方的名物與事蹟，那麼，我所謂的「在地」，或者能夠自信地說「這是我的地盤」，意味著什麼呢？我想，或許，我的地盤，所指的是一種我運用這個空間的方式，這個空間存在著不同的資源，它在那，而啟用這些資源，則依賴個人擁有的資本與能力，因此，地盤的概念，不只是空間的概念，而是一種關於「使用方式」或「生活方式」的概念，譬如對食物的選擇，或者道路的選擇，而選擇本身意味著各種區隔。因此，透過「請客」這個方式，落實了在地人與客人的關係，透過「招待」，形成了禮物為基礎的團結關係。正是透過請客與被請，否定了各出各的對價關係，禮物關係否定了商品關係，用超越金錢理性的方式，強化了兩人之間的關係連結。因為回禮的延遲特性，使得記憶當中總是掛記著「還欠著呢」，應該再相聚，而此互動不息。

　　另一個思考，則是溫習好久沒練習的太極拳，在家裡，穿著室內拖鞋，在祖先牌位的位置前，好好的，慢慢的，練習每個動作，聽身體骨骼喀啦喀啦的摩擦聲，透過很慢的動作推演，呼吸變成我聽得最清楚的聲音。身體在呼吸，在流汗，甚至滴下水，我感受到身體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我試著帶動，也試著聽。我可以說「身體是我的嗎？」其實不盡然，我認知與使用身體的方式，是社會教給我的，我總是在演練特定的互動過程，然後以個體化的方式展現出來。

　　就像我試著慢跑，但是我跑不起來，總是擔心小腿緊繃，而導致身體的緊張。因為我在太極拳的老師那裡學到，緊繃對身體是不好的。因此當我慢跑時，這種意識就會阻礙我的慢跑，最後變成走路。而我相信打太極拳是好的，因此我選擇太極拳。這意味著特定的判斷意識，這種意識會影響實作，也就是我運用身體的方式。因此，我相信社會學所說的，任何的實作，總是透過意識的中介，而實作也反過來影響意識的流變，甚至進到無意識的層次，我相信這種假定。

　　我希望在這一年，能夠更規律的生活，寫作，練拳，思考，因為我得到了一筆獎學金，我可以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累積，並且嚐試。我三十歲，我希望這一年，我的判斷力將更成熟，而身體也更健康，互動關係也改善。該休息了，先記到此。

3/365 [讀書札記]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2: Living & Cooking (1998,Minnesota)

[札記]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2: Living & Cooking (1998,Minnesota)

        晚上讀日常生活的實作第二冊，讀完了前言、序言，直到第九頁。Luce Giard在講述De Ceteau怎麼組織他們的研究小組的部份時，寫的很有意思。他先講Ceteau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既不是純理論派（說他受到Popper否證論的影響），不喜歡架構空泛（虛）的普遍命題，但也不是百科全書什麼都搜什麼都寫的史料派，Ceteau是一個超越知識學科分野的人，他企圖在現存的分析之外，帶出新的差異(Bring forth ‘difference’)。他引導其他研究的方式，是透過「實作自己的理論」的方式來引導，也就是說，自身作給其他同儕研究者，看自己如何思考與分析。因此，Giard說，Ceteau是帶著豐富多樣的概念工具，回到歷史進行分析。而Luce Giard, De Ceteau與Pierre Mayol所共同進行的計劃，就在Ceteau的引導下進行，他們嘗試建立「個殊的實作科學」(a practical science of the singular)，他們在進行研究時，必須提出自己的方法，要應用的模型，要對研究對象進行描述、比較、區辨。因此，他們必須自己提出假設，並且找到根基(ground，按：我以為ground在這裡也有土壤，即田野之義)，三人進行辯論，常常每兩週，之前的討論被迫砍掉重練，長期以往的討論，對心智是很大的磨練，但是在切磋琢磨後，那種霍然開朗的痛快感，卻又是令人不斷回味（在第xxxviii第三段到xxxix的第一段，有很生活的描寫）。這裡的敘述，讓我想起在碩士班一年級時，和修習社會心理學的學弟妹一起討論的光景，那種為了理解而進行的刻苦努力，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滿足。

　　Luce提到他們卡關時，De Ceteau也不會直接給他們答案。但卡住沒辦法，Ceteau就說不妨讀讀佛洛依德與維根斯坦，還有其他如傅柯、布爾廸厄、史賓諾沙的著作。（但是Elias不在其內，這點倒是很怪，Luce說）當Luce回顧他們的討論過程，最終瞭解，他們研究的是都巿生活與積極社交性的現存模式(existed modes of active sociabilty)。然後就進入正文，一開頭是法文Entrée，看起來像「開胃菜」的意思，但譯者刻意保留了法文，因為法文比英文更加強調「開始大餐」的「開始」的意思，而不是已經在大餐當中的開胃菜而已。因此，我覺得讀起來有種邀請讀者一起來享受這種日常生活實作大餐（生活起居與作菜）的意味，現在反覆想想，倒也蠻耐人尋味的。

　　第一冊談論操作的方式，第二冊則是討論生活的藝術。第二冊的第一部份是由Pierre Mayol對於鄰里與日常生活的「關係」所作的研究，以（日常生活的）「戰術」作為研究軸線。我注意到排版處，他的第一部份的寫法是pART (1)刻意強調了「藝術」(art)的意思，而在Living的地方，L寫的特別大，ivi在L上，ivi的符號讀起來有點像笑臉（人生勝利的表現？XD），算是排版的一些小趣味吧！

　　Mayol談的是，我們怎麼跟別人共存的問題。他認為日常生活由行為以及預期的象徵獲益(expected symbolic benefits)組織而成，他用propriety這個概念來串起兩者，propriety與proper有關，他想說的是如何行為，及行為如何才能適當(proper)的問題。人們互動間形成了某種社會契約，使得日常生活得以可能。（也就是我想像你會如何對我，而你想像我會如此對你，簡單地說，即舉止得宜，用一個中文字來說，就是「禮」，即思考日常互動中的禮儀如何使日常生活得以可能的問題。禮是我的理解，不是Mayol的說，禮不是指死板板的、寫在書上的那種條文文字，而是指高夫曼意義上的互動秩序，發生於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當中，使得雙方能夠彼此依循規則進行互動，而互動中產生的規則又能在後續的行為當中被依循）。

　　接著，Mayol提了一個概念「文化實作」，他在註解處寫到，即認為實作背後有價值系統結構著日常生活，相承於諸多人類學者如Boas, Morgan, Durkheim, Mauss, Levis-strauss的想法。至於實作的部份，他的定義是「A practice is what is decisive for the identity of a dweller or a group insofar as this identity allows him or her to take up a position in the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 inscribed in the environment.」(p9)也就是說，實作對於人們的認同來說是關鍵的，因為此認同使他或她能夠在環境裡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取得一個位置。這裡的討論讓我想起了Bourdieu在談position-taking與taking a position的討論，印象中，前者指的是創造一個位置，後者則是佔取一個位置。若是從實作的角度來看位置，那麼我們可以說，為自己創造一個位置，是類似於打天下，佔取一個位置，則是求安身，前者是創造者，後者是追隨者。其間分野，則是人們的日常實作。若是從Bourdieu的實作理論來看，實作等於(習氣*資本)*場域，在此，Bourdieu的場域概念預設了社會空間的優先存在，但是人同樣可以創造空間（如果沒有我們的位置，那我們就來創造一個吧！）。文化實作的概念，或者可以與象徵空間與象徵鬥爭的討論一起比較，進行思考，不過，就等我多讀了一些，再繼續來思考吧。

2/365 日常筆記 非暴力抗爭小冊 友情義氣 山造地變人造孽 日常生活的實作第二冊

        剛回宿舍，看到室友拿回來的「非暴力抗爭小手冊」，看著各種各樣非暴力反抗的清單，不禁佩服原作者的苦功，同時，我覺得後面加上但書的背後工作人員的努力，也讓人覺得很感動。只是，在新聞媒體的片段播送下，就算是非暴力的片段，也在因為偶發的暴力，而被塑造成暴民形象。該怎麼辦呢，獨立媒體或平台的力量，能夠影響到什麼程度，主流媒體只要繼續是主流，那麼對於事件的理解總是片面的（不過，在洪仲丘案，倒是看到了一種三立奇蹟，三立只作一個新聞，整整作了一個月，這很驚人，如果三立轉型成專案新聞台，針對社會不正義進行報導與專題深入，一月一專題，我覺得那可能會蠻酷炫的。不過，理性的三立是不可能這麼幹的吧，回歸巿場邏輯淺碟報導，才是常態）。

　　近日來的困境，因為一通電話，而得到的紓解。身在屏東的高中同學決定義氣相挺，為我請了一天假，聽到這個消息，眼眶不禁淚沾，覺得非常非常感謝。這種被支持的感覺，及時的幫助，真的很好。感謝，萬分感謝。而也因著困境，進行適當的回應，則可能成為轉運的行程與美好的回憶，禍福相倚，戒慎恐懼，但此時腦海裡，浮現庖丁解牛的故事，慎之又慎亦不為過。

　　　　

　　下午讀了陳玉峯老師所寫的《山災地變人造孽》一書。他從生態角度切入，先談地質假設，但假設只是假設，作為一個理念型，他加了個有趣的變項，叫作森林，但地質與森林生態的共同演化。他用了宇宙尺度來計算時間，把宇宙自誕生至此時，視為一年，結合一些佛理，談生命之轉瞬與自然的不可思議，這些部份讓人讀起來津津有味。而他為台灣付出，為台灣努力的戰鬥精神也令我激賞：「筆者不是唱衰台灣，也不純燃是『習得性無助感』的那條狗(按：即認識到求助無用而放棄求助的意思)。長年來筆者只能一步一腳印地永不退轉！無論多大挫折與椎心之痛，只能不斷地戰鬥。如果筆者有前世，必也是森林中的修行人；如果筆者有來生，希望是最最惡劣土石流地區的一株大樹。在被磨碎，在粉身碎骨之前，筆者還是吶喊，還是要伸出每條根系。早就發願：過去戰鬥、現在戰鬥、將來戰鬥、死後戰鬥！」(2012:14)他揭露了造林乃是殘害森林的真相，也指出狂妄的人定勝天背後的騙局，批判虛假的生態工法。他認為台灣的大地已脆弱不堪，我們應該封山。他認為我們必須看到虛假收益背後實質付出的社會代價（如高山茶的收益背後，是無數土石流掩蓋的人命）。最後，也附上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相關文章，談台灣為了吃香菇，砍掉多少樹木。我在想，為了飲食名利，背後究竟犧牲了多少生靈，這是很值得省思的。我覺得是很不錯的一本小書。分享了以後，她問了一個問題「樹有壽命年限嗎？譬如這裡說一株紅檜至少有三千年壽命，那榕樹呢，有壽命年限嗎？」呃，考倒我了，改天問問看讀植物的同學吧～

　　晚上讀了日常生活的實作第二冊，回想起之後日常生活課程研究第一冊的光景，我覺得光是讀序，溫習當初讀De Ceteau的欣喜，讀起來讓人覺得真開心。那種對於行動的可能性的預設，以此回應全面性監控的恐怖，我是比較喜歡也相信De Ceteau的想法的。人終究不是機械，恐怖之所以恐怖，還需要人的助緣方才成就。公民從不曉得自身擁有的權力有多大，而總是被看起來膨脹的權力欺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