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琦《本草學》四版摘要札記

那琦《本草學》四版摘要札記

那琦，2010(1974)本草學，四版。臺北巿：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晚上讀已故的中國醫藥學院的藥學博士　那琦教授所著的《本草學》，深受感動。他通篇試圖確立「本草學」的獨立地位，並且懷抱著傳承本草，應用科學的理念，提倡「國藥現代化」。對比今日，國藥是全盤走向萃取與提純的路線，至於他所提的方劑學的重整，似乎沒有下文，國家傾全力走植物新藥或者中藥新藥的路子，骨子裡是全盤接受了西方萃取純化的思維邏輯，然而方劑學談的是複雜性，必須要以更先進的科學，來回應複雜性問題，這點，我覺得　那琦教授的想法是具有突破性的。（不過，保健巿場反映的例子是，我們可以把名方拿來使用，作為暢銷商品，至於國藥現代化，算了吧，中藥保健食品化，或許還能夠讓其在巿場上生存，但是要讓國藥現代化，對抗全球性的科學殖民，單單一個台灣如此茸爾小國，如何可能？為了生存，為了能外銷，當然要聽任全球化強勢的思維主張，我們既不是物質的產地，也非思想的產地，怎能在全球競爭中不敗退，淪為代工國家，跟著先進國家屁股後，看能不能撈到點好處。唉。）

　　　那琦界定「本草者，乃中國古代之藥書也。」(4)他也提到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食經」與「本草」相輔相成，「食醫之典籍，謂之食經；所收藥物，謂之食藥；食藥者，食物而具食治卻病之功能者也。」(12)他提到初期神仙說盛行時期的本草，充滿道家思想之說。(19)《神農本草經》將藥物分作三品，他解釋說「上藥為養命之藥，乃由來於輕身耐老之神仙藥；中藥為養性之藥，乃由來於養生、食經等補益強壯藥；下藥多毒，乃以治病為主之狹義的醫藥。如斯包括神仙藥，食物以及治病之藥物，而以神仙藥列之上品者，足以說明此書與方士之關係，當不淺矣。」(28)關於常見的，被現代人引用的「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之說，　那琦引用了王充《論衡》之〈道虛論〉批評，指出當時漢代人贊成該說者也不多，王充說「道家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癒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熟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存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伏却？」(102)明白批評「不老」是種妄想。

　　　那琦提到唐代的《新修本草》確立尊重傳統的本草體例(45-6)，引用其師木師康一之說批評《本草綱目》不分產地、品名而予以武斷統一之謬誤，也引用其師岡西為人批評《本草綱目》對於文獻體例破壞之批評。(67)　那琦提到「研究中國藥材最重要之資料，古來之本草。本草乃中國的藥書，其中亦有可視為藥典Pharmacopoea者。初不過略記藥物之氣味、藥能、異名、產地，及採集時間等。自六朝迄唐宋間，關於藥物之基原動物及植物之形狀，以及由於產地之異同等，考察漸趨詳密。故今日本草不但為藥學之寶貴文獻，亦且為博物學方面之重要資料。然自金元以降之本草，皆限於講述藥理，關於動植物之形狀以及生藥之形態幾乎述及，有助於今日生藥之研究者可謂極少。」(98)他提到本草之外的藥物書籍、民間藥以及食經等等文獻，都是重要的傳承資料。他說「今後中國藥物之研究，欲新發現藥用植物誠非易事，主要工作在於依據此等古文獻用為研究之線索，一一推陳出新，予以現代化，乃中國藥學界努力之最大目標。子云：『溫故而知新』，中藥藥師對於本草若欠基本上之認識，甚至認為本草所記均為毫無價值之記述者，是真昧於學術之意義，忽視祖國傳統文化，不得謂之真知周知也。」(99)

　　在另外的段落裡，　那琦摘述了其師岡西為人對於本草學之分期：「漢代之古典藥學至宋代證類本草為頂點的、附帶有博物學彩色之古典本草學，與金元時代以素問之說為基礎，以理論的治療之逐漸抬頭，以藥理論為中心的新藥學，至《湯液本草》而結實；至於明清時代之本草，不過為北宋以來之傳統的本草與金元之藥理說混融於一體。」(229)他提到明清本草之特徵：「即輕重，陰陽，升降，入經等均係自金元始行發展之構想，於明清兩代將此等論說與古來之氣味同樣作為基本藥性」(230)，是其特徵。他總結道，藥理為主旨的本草為明清時期所側重，至於生藥學的記錄，則益見疏遠。

　　在第六章〈本草研讀法〉中，基於上述討論，他認為不應徑讀《本草綱目》，而應該從《重輯新修本草》、《經史證類大觀本草附刻本草衍義》或《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本草綱目》、《圖考》之順序閱讀。因為「倘對本草系統無所了解，則無由卒讀。今日國內專研本草者，寥若晨星。一般社會人士，每一言及本草，動稱本草綱目，殊不知單看綱目一書，無由了解全部本草。尤以綱目所引起前代本草之文，為便當時（明代）人士之閱讀，諸多纂改省略之處，已失去文獻考據之價值。膚淺之人，往往自稱對於綱目有深沈之研究，蓋祇見其淵博，未發現其所短。豈不令諸者齒冷？」（257）

他認為，必須要認識到本草的「複雜性」，因此隨後以〈本草之複雜性與考察上之重點示例：從本草與生藥學的觀點論中國藥材的系統研究和當前中藥政策問題〉。首先，本草學有自己的傳統，自身學術的相對自主性。其次，他區別了生藥學與藥用植物學，後者研究活物與整體，前者研究死物與部份，譬如說，藥用植物學研究桂樹，而生藥學則研究桂皮、桂枝、桂子等。他提到美國的藥學研究的例子，我認為是一個很有趣的分離點：

「輓近由於藥學研究的進步，如美國直接使用生藥的情形已逐漸減少，大多使用其有效成分，因而今天美國的生藥學已由過去的生藥形態學逐漸脫穎而成為以植物化學為主的科學。與我國生藥學百分之九十以上乃然直接使用生藥，為散，為丸或湯煎的情形大異其趣。」(263)美國以萃取物為主，而台灣以生藥為主（這是民國62年的文章）。他說生藥學的目標在求真，生藥學在提供正確的材料，中醫要發展，必須要有正確的中藥，所以他說「從整體的中醫藥界來說，如果單發展中國醫學而不發展中國藥學的話，中醫藥的發揚光大，甚至和鍼灸同樣的起飛，風靡國外，是不可能的。」(263)換言之，廢（中）藥存（中）醫，是不可能的。

因此，必須研究中國藥材。在區分了外國生藥、中國藥材及民間藥後，他給出明確界定，「凡是中國本草收載的藥物，才是中國藥材」(265)，至於民間藥，待中國藥材整理完畢後，再行整理。中國藥材具有複雜性，他提到了(1)歷史演變使藥材不同，如古之黨參非今之黨參；(2)地理異同，由於產地不同使原植物不同（如北柴胡、南柴胡、台產柴胡），他也提出「一名數物」的概念，修正「地道藥材的說法，他認為「地道藥材之觀念，不必過分強調其產地；所應重視者，乃各地所產植物之種屬是否相同之問題」；(3)文獻上藥材名稱之分分合合，如萎蕤與女萎；(4)一物數名，如黃藥子誤用為「本首烏」；(5)本草之誤考，使藥材輾轉異其類列，如紫（金卯）（古鑛字）及阿片之例。(266-9)由於此種複雜性，他說「今日之本草學家，亦不能單憑考據，所謂咬文嚼字，皓首窮經，即足以畢其事功；必須具備現代藥用植（動、礦）物學及生藥學基本知識，以貫串古今，溝通中西，即將古代之傳統科學與今日之現代科學相結合，始克達成其一元化目標，而期國藥之現代化也，中華文化復興與中國藥學之發揚光大，努力之方向，其在此乎！」(270)

接著，他提出了「中國藥材的系統研究法」。他說「今日藥學界的一般觀念，均認為研究中國藥材，以研究其化學成分為第一要義，甚至有人以為如能自某一藥材中提得一二成分，即等於藥材之全面科學化矣。此種觀念實在是尚未窺得中國藥材門徑的幼稚觀念。」他主張應先對中國藥材進行本草考察，求證古今同名藥物為何物，再進行生藥學研究，再進行成分分析。(270)

（但是中研院雷祥麟教授對民國初期「常山」的科學化研究中，提到，對於何種為真正的常山，在實務上，並不是透過文獻分析出來的，在那個年代，先是有各種植物，在人體身上試了有效，而那個有效的，就被認為是真正的「常山」，再進行科學開發。　那琦教授如果聽到這種證明法，應該會傻眼吧？那琦教授自己提到的例子，則是日本正倉院所保存的唐代的中藥的例子，以此中藥之成分分析作為藥物真偽之判斷，這是在有一個標本的情況有才可能的。面對沒有標本的情況，只好用「體驗」把藥給試出來，試驗出一個新的「標本」。我想這是很有趣的對比。）

在第271頁，他提到了兩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圖，也是指明國藥現代化的重要圖示。即對本草研究，在橫貫面上，需要多學科合作（藥用植物學、生藥學、植物化學、藥理學），在縱貫面上，需要對上下兩千年來的本草記錄進行考察。在考察的步驟上，應先由各個藥材之基本研究（本草考察［藥用礦物學研究；藥用動物學研究；藥用植物學研究）→生藥學研究→植物化學研究→藥理學研究，進階到方劑之綜合研究：方劑研究→方劑之綜合成分研究→方劑之綜合藥理研究→製劑學研究→（國藥現代化）。

他以木村博士的白虎加參湯治療初期糖尿病的實驗為例，說明知母＋人參，則效力抵消，但是加上石膏，則構成協調作用，顯示為相加，再加上甘草與糯米，也都是相加作用。他說「考白虎湯與白虎加參湯，乃漢代張仲景傷寒論之處方，為今日方論之祖著。先賢創制此方，不知經幾許歲月體驗而得。吾人今日研究方劑，對於先賢之偉大研究精神，不能不致其由衷之仰慕與尊敬。而今日運用種種研究方法，研究古來一脈相承之藥材與方劑，不過愈研究愈證實其藥效而已。倘能取精用宏，去蕪存菁，或本於其有效成分，進而運用化學方法合成新的化學物質；或在運用上更求其改進，則國藥現代化，已顯示其光明的遠景。」(274)

話鋒一轉，他提到當前的中藥政策問題：「今天中醫界的『藥物學』（如中醫師特考中所試的藥物學），乃是『用藥學』，所論者大抵本於金元明清以降的用藥論；與自漢代以降的本草學，在基本精神上異其趣旨。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中國藥材研究問題，其基本精神在於『材料學』。不論中醫處方如何卓越，處方的理論如何合理；如果所用的藥材不是最理想的真材實料，何能奏效？！如何突破過去的觀念，腳踏實地地把所用的藥材弄清楚，才是發揚中國醫藥的先決條件，此其一。今天現代藥學界，大部分集中於化學研究，對於所研究的對象藥材，是否為真正的藥材，還缺乏有系統的觀念，對於生藥學研究漠不關心，甚至全無認識；而對於本草考察工作，尤其缺乏認識，這實在不能說是健全的做法。」（274）（附帶一提，台灣使用的蟲草是北蟲草，而非真正的冬蟲夏草的醜聞，正是上述說法的例證）

在中藥政策上，他提到幾個問題，包括中國藥材的教學研究問題（藥學院或藥學單科大學的設置；中藥研究單位、本草圖書的集本與善本書的再版）以及藥政上對於中國藥材及中藥製劑的管理問題（衛生機關的檢驗與業者的輔導、藥用植物的栽培與藥材加工、中國藥材的貿易問題、全國藥材普查）。這些問題在四十年後看來，似乎還是切要，很可悲呀。

最後一節〈國藥現代化的展望〉極具震撼力。他說「美國研究藥物的方式，乃是要遍訪世界任何角度的藥物，進行其地毯式追查，要從千千萬萬的天然藥用資源中，摘取其最具特效的藥材，以期解決其問題而已。美國各大藥廠的研究所，其分支機構，幾遍全球，每天篩選藥材達數千種之多。美國研究中藥治癌，其目的亦不過如此。這與我們希望達成『國藥現代化』的目標與作法，完全不同。

我們的想法是把數以千計的中國藥材，一一予以整理。其來源不明者，調查、

采集、解剖而予以確認；其成分及藥理作用未明者，實驗研究而予以說明；其方劑之是否有效，用法是否適當，考察實驗而予以闡明。去其繁蕪無用者，精選其具有優秀藥效者。如此則不但『民國本草』可以完成，並以現代科學觀點予以解說，使今後之學者，得以節省若干時間精力，無須重新翻閱古來醫藥論述，並將古典藥學之精神，融會於新本草以及生藥學著作之中。明白地說，也就是希望把歷代諸家本草重新予以整理；把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的藥材，改變成為西裝革履的紳士，使新時代的人們易於了解接受，這便是國藥現代化的目的。

　
    　至於說今天服藥的方法，祇少在各個藥材和複雜的方劑運用上，其所以然的道理未清楚以前，傳統的用法仍然是最合理的方法。中藥方劑除浸酒（稀酒精可以溶出的成分）而外，大部分是水煮的煎劑，也就是主要使用其水溶性成分。散劑於內服之後，要靠消化器官分泌的各種分泌液溶出若干成分，再來吸收。因而在成分研究上，用乙醚，三氯甲烷以及若干有機溶劑所萃取出來的若干成分，究竟有多少成分能夠被吸收，實在無由認定。

尤其是中藥方劑乃是把所有的藥材，一爐而煮之，所溶出的綜合成分，才是發揮奏效的物質。今天許鴻源博士所領導主持的中藥顆粒劑，其製造的基本原理，也是盡可能要符合這一理論要求的。

因此，運用各種方法，提取單一藥材的任何成分，旨在究明其本質；然而在方劑的綜合運用上，於方劑的綜合成分與綜合藥理完全闡明之前，方劑的用法不可能有重大的改變。」(277)… 

提純的辦法可能不如生藥煎劑，看起來無用的成份，或許都發揮了穿針引線的效果；而單一藥材會造成副作用，所以中藥材使用複方，產生相互牽制的協調作用，使副作用無由產生，便是中藥方劑最為優秀之處。(278)最後，提到一些治療蛇毒咬傷的藥材，可能是抗癌藥物的研究對象。

在第七章，本草考察示例，以例子說明本草考察如何進行。百合的本草考察最完整，而馬兜鈴考與韓產當歸鑑定報告，則是跨專業合作的成果。可為範例。最後，〈悼念恩師岡西竹孫先生〉一文讀起來很動人，那師徒之情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