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葉守禮2015碩士論文《小農經濟現代變遷：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為起點，我們開始了今天的水果與農村讀書會。以下為讀書會後的隨手雜記，也許無序，但求留個紀錄，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什麼是小農？什麼是商品化？什麼是小農與商品化的關係？我們的讀書會從這個起點開始討論。小農相對於什麼？小農的理念型定義為何？若是按照韋伯的作法，應該是從一個具體的歷史案例起點開始談，並且拉出非小農的面向（如同韋伯拉出傳統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分）。小農是創新型勞動者嗎？小農不是創新型資本家嗎？還是，其實所謂的小農，同時兼顧了這兩者，除了謀生型經濟外（六十萬元的淨收入養活一家四口）；暴發型／投機型的栽作，有沒有培養一批投機型農夫呢？
該種什麼，要種什麼？文旦還是水蜜桃，甜杮還是茂谷柑？作物的選擇，就是對於未來報償的衡量。用馬克思《資本論》的說法，買是為了賣，而種是為了銷，而且不只是銷，還要銷得好、銷的賺。但農產品的使用價值，必須放在符號消費的文化政治經濟學的體系來衡量，水果的外觀、味道與節慶的關係，都會影響水果的銷量（中秋節前的文旦搶手，節後的文旦難賣），種銷之間──時機是關鍵。時機既是時間，又是機會，看天吃飯，也要看人合作。
雖然所謂小農，不是雇佣關係下的勞工，而是家庭勞作者為基本組成，自我剝削才能謀生，但自我剝削也不僅僅為了謀生，更是為了創造機會。雖然有六十萬年收入的小戶，但是從地景風景與豪宅車輛擁有的實際差距觀察，農民之間的財力與經濟應有分別，農民應該有分化──但這樣的分化，在民族誌當中難以證實，得回到結構性資料，實質觀察東勢的收入結構。
針對農民分化議題，也許可以像E. O. Wright區分階級主體的不同面向，也區分出農民的不同形象；又或者如韋伯處理禁欲理念諸教派一般，能以教理之差別，而點出不同行動者的社會心理考量。統而觀之，不同行動者達成自身的「生產與再生產」，就細節內部來說，應有差異，而以「商品鏈及中介鏈」的視角觀之，這類生產與再生產，如何與地方、地區與不同國家串連起來，也許能夠有更實質的討論。選擇從世界經濟切入，或者從商品鏈的中介與實質層次切入，是作得廣深，還是作的精細，得看研究者的權衡。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研究者，想必是跟著行動者到底，以小觀大；若是年鑑學派，則是慢慢上上到不同層次，自大觀小，鳥瞰看到局勢變化。
小農不是均質的；小農的較勁在文中已然提及。當代關於文化消費與身份區隔的討論，在《秀異》一書已提到；而這類較勁，也與道德尊嚴討論相關，如《階級的道德意義》一書所示。所以小農的分化，是小農間的內部競爭；但是作為研究者來看，小農間的整合如何可能？小農若是逐利，就無社會整合的可能，只會被行口盤商各個擊破－－雖然大家都想賺錢，但真正想要賺大錢，必須要道義優先──對內必須講信用、講義氣、守規矩，不要盜賣種苗，要壟斷、要專賣，才能集體發大財──但某些人想著，只要我發大財就好，那就沒得玩了。
既然山城五鄉鎮一體，那麼五鄉鎮的職業倫理如何可能？在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來說，分工不僅僅是生存競爭，更重要的是道義上的合作。山城五鄉鎮的集體認同如何打造，如何形塑？最重要的圖騰與象徵物為何？那些事物是無法割捨、至為重要的歷史在地認同面向？──不清楚，也許商人無祖國。但是農民不是商人。稻農以稻米為象徵，守護稻米是守護自己的財產、土地與社會，得要透過認證與法律及國家之力介入－－池上鄉是類似案例。但如「轉作」是常態，任何一種水果都不太可能成為代表集體的象徵物，那麼集體情感的熱情情歸何處呢？──農民除了競爭之外，農民的合作有那些可能呢？農民合作的條件是什麼呢？
換言之，在農民的世界裡，團結意識如何可能，尤其在1988農運之後？──也許可以參考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討論？在論文裡，「政治」的部份討論較少，所以關於經濟局勢的變革，終究缺了一角。如果建醮曾經串連起了農民一起發大財，不知道這樣子的宗教生活，有沒有可能復興，讓大家一起聚集起來「作大事」呢？不論是韋伯或涂爾幹，都以宗教生活面向來重新切入經濟，以此對抗純粹政治化／算計化的經濟世界（異化的經濟世界），試著把倫理規範（回應失範），以及主動熱情（以卡理斯瑪的例外非凡對張於官僚制的例行日常）。所以關於農民的精神生活，除了挖掘，是否有可能重新帶來召喚──用農民的政治，培力政治化的農民？
「你遇到的小農是什麼小農？」小農的數量上，性質上，到底有那些可能性？是混跡「江湖」的小農，還是「小白兔」的小農，只會種（田），不會作（生意），還是有複合技能的小農，或者是混雜著政治實力社會人脈的政治農？是年輕農，還是老農？是不計工時的家庭農，還是帶著股票與都巿工作經驗，會盤算工時與引入科技的企業農？
關於水果運銷面，像屏東很大一塊在處理果物「加工」，以增殖商品；如果能力許可，甚至連「行銷」都想自己包下來。如果我們跟著果物的商品化歷程，看看果物的傳記路徑，從商品的生產，到商品的流通，到商品的歷史，以及歷史對於行動者的重塑，也許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商品、資本與時間，農民看天吃飯「搶」時間。農民不像工人，他們還有土地，所以農民不是自由的一無所有，農民有土地，他們說──我們守在這裡，但我們也不僅僅守在這裡，我們要「農產出得去，貨幣流進來」，不僅僅是貨幣流進來，我們還希望貨幣生貨幣，能夠長成資本，能讓生活富起來。但是制度上的限度，讓我們似乎活不太下去了，真的活不下去，我們就抗爭。東勢農民1988年上台北抗爭，除了留下歷史，那時代也留下了改革的思想。照錄這些說法，作為未來理解的起點吧：
立法院的會議中，山城農民向政府提出建言，包括『成立農業部，以統籌全國農業事務。進口水果應限時限區限量，並設立平準基金，保障農產品價格、農產品自由出口、徹底檢疫進口水果、設立農業氣象台、全面實施農民保險，並解除一戶一人的限制。開放農地買賣、使用的限制、政府應加強指導農民栽培知識與技術』等等，引起了全國輿論的迴響。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建言大多針對農政 推廣體系懸浮化以及農業商品鏈垂直整合等問題，確實命中了要害，可惜政府部 門無意提出正面回應。（雙引號內文字引自吳鎮坤《山城週刊417期》；轉引自葉守禮《世界經濟與山城農業： 長時段中的台灣小農經濟》2021:150-151相關文字）
依我目前的能力，無法判斷上述的建議是否過時。但是我們除了青年返鄉務農外，返鄉務農的青年，可能需要再返回城巿從事政治，加入農業治理體系，破除農政二分的思考，因為經濟與政治的分離，始終只是種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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