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 讀後文

 

《成為池上》讀後文

書目：黃宣衛(2022)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左岸文化。

《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是人類學者黃宣衛的地方學專著。雖然是名地方學，意味不僅止於地方，而是意在著眼於「他方」是否亦有「可能性」。換言之，每個地方，如何在借鏡其他地方的發展下，製造出「自身的地方性」，創造出「可能」，提供地方的成長，能夠「成為」什麼。池上就是一個看起來「發展成功」的例子，池上是一個有社群意識的地方，但是為什麼池上非但沒有被「社會」吞噬，反而能夠發展出「共同體」（社群）（借用騰尼斯的《共同體與社會》一思的思考）呢？

如同Ed Sikov在《電影研究導論》一書對於「場面調度」(Mise en scène)的解釋：影像中沒有一個物件是多餘的。精心設計的書封也不會有多餘之物。書籍封面如透鏡自上鳥瞰，俯視而下，擷取的是池上的空拍圖（雖然我也無法確定是不是，但相信作者應該不會騙我，就估且當成是池上的空拍圖吧），圓圖中左側是方方塊塊的田地，顏色青綠偏多，黃色有幾塊，但相鄰；中心位置有環形道路包括著一片綠，但還有著不規則的、看起來非常人工的三角形區塊，右側有狹長形道路，間雜錯落著房子，圓圖最右邊則是深色的、看起來是林木區。單一的景觀，意味著這裡是單一類型的農產品區，道路形象呈現為單純幾何型，不似城巿錯雜，但是三角型形狀之刻意，很耐人尋味。亂猜也不是辦法，只好請出google map，比對一下，這圖是大坡池及其周邊的空拍，但不知道為何書封看不出池水色，我看google maps也是土色。但無論如何──大坡池是池上社群意識的重要象徵，這點在書封是明白昭示。

「成為池上」四個大字，對比於人類學黃宣衛的中等字體大小、Making Chihshang（打造池上）的英文字體也是偏中等字體大小，與稻米圖示、收割後的稻米袋大小差不多，人－米－穀－袋－地，大體地位是平行的，談的既是地方的創造，也是人類學者的創作與介入。稻米是稻農的作品；書本則是文字農的作品；地方相關行動者參與其中，共同打造池上「地方的可能性」。接下來更小的字體為「台灣的地方社會具備怎樣的能動性，能為台灣未來提供一個可能的方向？」本段話置於稻米與收割後的稻穀之間，意味著提問者想帶領大家探問「農作物生產之後到轉型成為商品」之間的故事，換言之，流通、分配與消費面，怎麼重構了池上鄉的稻米生產，以及使得池上鄉的稻米生產者因應著流通巿場與消費巿場的改變，而重新打造自己認同－－農民不再是最賤底層，而是一種身份榮光；稻米如何不僅僅與貨幣交換，還能夠以「形象」（無敵稻浪）換得文化事業的介入，形塑在地人認同。最後則是最小的字體提到了本書的目錄－－字體雖小，不意味著不存在；稻米雖小，卻是文化認同建構的基礎；聚沙可成塔，眾志可成城。

讓我們來看看封底的設計，除了國家與出版社的印記與規範條目外，後文再次出現兩種大小字體。大字問道「我們如何想像地方發展的可能性？（分段）人類學的視角可以為地方創生帶來怎樣不同的視野？」前者的「我們」，顯然是指讀者，因此這是邀請讀者的一場對話，「如何」指的是方法、方式與手段，作者在本書中，用了歷史資料、田野調查、人物傳記的綜合書寫方式，但多數為實證資料呈現，只有最後才在結語處，客氣地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與看法──不是批判什麼，而是試著呈現一種可能性──姿態是謙虛的。「想像」意著在以可見觸及不可見，池上作為案例，不是孤立，也不是通例，但是希望能夠是個啟發視野的例子，如同黃宣衛在結語處所說「每個地方都有其客觀地理條件與特殊歷史發展過程，池上的發展經驗未必能完全複製，也未必一定要去模仿複製。」（頁280）想像就是有無之間的辯證對話關係，著眼在地，放眼他方，在地與他方，可以是有機的相互滋養與學習的共同體；不必非得是相互競爭的社會分工關係。

「地方發展」的概念，對比於官方主導的社區營造，對比於商業化的地方(經濟)創生，黃宣衛想捕捉的是自下而上的民間動能，以此補足過去國家治理通說之不足，探索池上如何在民間動能與國家治理的合力關係中發展成今日的樣貌。黃宣衛表示，社區營造之社區，不應侷限於「傳統社會中的鄰里、庄頭、村落、部落」，他建議把「社造」以「地方社會」概念代之，則「社造」可以說成是「地方社會的營造」。好處是「能包括村落層次，含納更大範圍，不違反英文community原意；更能解釋池上案例，面對不同空間尺度的地方社會發展，且可反思『社區總體營造』這二十幾年來的推行及可能」。(頁20)

「可能性」，談的則是歷史的用途，或者說故事的用處。此處我們引入黃宣衛的結語說明他所期待的可能性實質指涉：「筆者期待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者，…掌握新自由主義下政府、人民的共變關係，然後秉持社造的原始理念，謀求地方的整體發展。…若要在日常的經濟事務中落實公民社會的理念，最好有一些新觀念，例如創辦社會企業（例如李丁讚提出的公民農業可資參考）。…妥善運用地方原有文化，也許可以在肯認當代國家與巿場的情況下，替不同地理條件與歷史背景的地方找到『第三條路』。如此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相互幫襯、有朝一日台灣還是可以達到善治、民主治理的境界。」（頁296，我有稍微修改原文）

第二句話「人類學的視角可以為地方創生帶來怎樣不同的視野？」承襲前文所開展出的理念與期待，「人類學的視角」意味著追問「學者的公共參與」如何可能？作者的原始提問是「池上鄉為什麼會變得那麼有名？」經過了長期的追問，綜合歷史與地理與個人研究經驗，以這本書回答前述問題。但人類學的視角是什麼呢？我們先來看看本書的切入點，作者說「本書試圖從地理條件切入，從長期的歷史過程探索池上的特殊性。而在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累積的基礎上，池上從一九九０年代初期開始即有一群熱愛鄉土的人士，以不同於鄰近鄉鎮的方式投入地方事務，一方面不斷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另一方面以高於村落、社區的尺度，善用外來資源從事社造的工作。」（頁25，粗體為我所加）這段引文或許最重要的焦點，就在於地方如何透過「一群熱愛鄉土的人士」，運用不同的串連機會打通關節，而活絡了池上這個地方社會。

人類學是關於人類的學問，這聽起來似乎是廢話。但在上面的引文後的下一節「研究過程、方法與各章重點」處，第一句就是「台灣的人類學研究中，漢人研究與原住民研究相互區隔」（頁25），接著作者反思了過往的研究取徑之不足，而主張改變研究尺度──不能再以聚落或偏重特定族群為研究對象，而必須以整個池上鄉（或池上地方社會）為研究對象，掌握不同人群的互動交流與影響，以此方能掌握國家治理與地方動能之結構動態關係。（頁27）作者說明他會以自己的社會／文化人類學訓練為基礎來進行研究，接著談論自己的章節安排（頁27至頁30）

當我開始試著閱讀本書時，或許是因為設定必須在短時間內讀完這本書，而我的閱讀起點是水果、農產與社會的關連，以致於我覺得在閱讀上，一二章有點像是歷史背景交待、三四章的內容，在王乃雯〈新治理性下的再分配政治：池上稻米產業轉型的例子〉一文有更為學術性的探討，而王文也突出了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性立場，提供反思池上鄉農民作為規訓主體的另類觀察。第五章讀起來像是自成一格的章節，標題是「以鄉為社造單位如何可能？」前半仍是歷史探討，而「稻米產業、地景維護與觀光發展」，還有「稻米之鄉的再分配政治」像是之前三四章的濃縮總結，再添加一點分配政治的內容。基於這樣的架構，本書有點歷史材料與內容豐富的優點，但是在章節的論點安排上，似乎就覺得各自章節的力量不是很足。如同我的一位人類學朋友所說：你們社會學者很愛談概念，但我們喜歡說故事。以此，也許這是因為我找不到我覺得有力的概念與論戰，所以我就用我的偏頗立場說，也許這幾章就是平舖直敘。人類學者接著地氣，討論人物指名道姓，社會學保持自以為客觀的距離，也許離當代人距離遙遠，還透過暱名的方式，以為大家看不出來誰是誰，到底人類學的以涉入為姿態還是社會學的以姿態為涉入，對於地方發展有益，那就看著辦。

無論如何，黃宣衛在導論處提到結語重點有三：重新定義「地方」、池上經驗可以複製嗎，以及想望地方未來發展。這三點也就是作者的結語「想望『地方』的未來」的三個小節之標題。地方打了括號，不僅在章，也在節，其名稱都有括號。結語的故事起頭是「地方」人民抗議在火車站附近設置電線桿（但在其他偏僻的地方就可以，因為那裡抗議的人數較少，不會影響能夠轉化為經濟的文化景觀）。「地方」不是「村落」，也就是說，不是池上鄉的十個村落中的任何一個，而必須看到村落與村落之間的關係，必須以整個池上鄉（或池上地方社會）為調查單位。作者再次主張「跳開傳統人類學擅長的村落研究，透過較大的空間尺度的鄉鎮層次來觀察，更能同時掌握國家治理與民間動能，了解左右鄉鎮整體發展的結構性力量，以及其如何與民間動能接合。」（頁268）

看著作者的反覆強調，不禁讓我想起了中研院社會所柯志明(2018)老師寫的〈臺灣社會變遷的歷史轉向：對整體觀與貶抑歷史敘事的一點反思〉一文的討論，參照之下，我不由得想追問，難道「以村落為研究對象會是人類學研究者亟欲擺脫的包袱」嗎？但這個問題問得不恰當，追問之，應該是問，為什麼有些人類學認為應該超越村落層次，有些人類學者（也許還有一些社會學者），不得不在村落層次進行研究，而在研究之後，宣稱自己作的研究是「鄉鎮層次」的研究。這大概也是社會學系學生尾大不掉的問題－－「我訪問了幾個街友，我要寫一篇關於《台北巿街友困境》的報告」，問題是，這幾個街友就能代表台北巿街友？層次與尺度的問題，始終是個案在宣稱上的難題與必須作出的判斷──《研究的藝術》作者群如Booth等人說，為了引起更多人注意，你必須提高自己宣稱的普遍性與層次，但為了守好你的陣地，你必須限制自己的論證外延，不要過度推論。什麼是池上？池上是什麼？這是一個馬克思《資本論》等價形式的經典問題。回歸到書封封底的「我們如何想像地方發展的可能性？」作者與我，要怎麼成為我們？作者會把我當成我們的一份子嗎？我會把作者，當成我們的一份子嗎？我與你，如何成為我們？似乎又回歸到涂爾幹的經典問答──個人圖騰如何作為當代集體的膜拜形式，而我們如何以個人為名的情況下，重新團結起來？

針對團結的部份，作者的書有兩處吸引我的注意，一個是與涂爾幹相近的，關於建醮的討論（頁248至頁250），這也是未來作者揭示會繼續努力的方向。第二點則是人與物作為不同側重點在打造地方社會的討論（頁272）。作者說，池上鄉不同於其他社區，「一開始就關注『人』的凝聚與改變，強調全鄉性的生活共同體概念，大波池的生態保護便是一個實際實踐的案例」；其他社區則是主要從社區美化、閒置空間再利用入手。作者一再強調救國團與社教工作站的全鄉動員之重要性，指出國家上有政策，地方下也要有響應，才有辦法達到地方再造之功。地方的響應不是純粹浪漫的禮物交換邏輯，而是混雜了巿場經濟以及禮物交換與人情的混合型創生，以此為地方農民打開可能性。較高的稻米收購價格，可以要求較嚴謹的生產過程紀錄，但品質又不能要求太高，否則農民不管是在經濟規模或產品性質都過不了關，所以一等米的要求改為二等米，以利擴大參與──民主治理的前提還是需要支配型地方人物，不論稱之為鄉紳或者領導型行政官員或卡瑪斯瑪菁英的策動；但唯有當被策動的利害關係也被看見與被重視，也就是承認大家都是「利益共同體」的情況下，才有機會在外在制度變革與挑戰的過程中，有內部團結的可能。──當然，根據黃宣衛就統計數據的分析，池上鄉農民並非均質，內部鬥爭的情況是可能存在的（頁262），但已非本文所能涉及。總之，「一個池上」對內雖是各自表述，對外則是團結與響噹噹的名號，「認證政治」之功不可沒──就涂爾幹的意義來說，我們終究需要一個圖騰，以及需要能維繫圖騰膜拜的實作，必要時，我們就動用司法資源，對於那些盜用者提出告訴！

回到封底第二句「為地方創生帶來不同視野」，從上述的討論來看，此類的視野可以連結到「響應與共感」的討論，也可以連結到「多數影響少數」的民主(?)政治。作者說「一九九０年代的大坡池整治，或二０００年之後的池上米認證、無敵稻景的無電線桿化，都不是平順而無雜音，因為不同背景、身分的人，利益與立場其實頗不一致，即使有人提出共好、共善的想法，不同的人也有不一樣的考量與理解，之所以能逐一克服，跟民間有不少具相同理念的人或團體相互支援，加上國家治理從威權轉向民主化有關。」（頁262，粗體為我所加）相互支援以克服什麼？為什麼從威權轉向民主化，就能克服這些問題？克服這些問題的方式，真的是因為民主化？還是因為帶著民主形象的正當性支配，使得政府不再被稱為威權，但批評者難道不能把這樣的政府稱為「民粹」嗎？池上地方的觀光化，會不會導致某種池上的仕紳化？地租的上漲，會不會導致非農人口外移，慢慢投資客壯大──像是宜蘭日常成為臺北附屬地的情況？我沒有足夠的資料，但不論是政治治理或是民間動能，都涉及政府決策，既然是決策，就存在支配與判斷的問題，以「民主化」來解釋，似乎有柔焦政治支配的傾向。

最後，關於封底的詳細說明，看起來是本書的概括性摘要。作者說「本書從對『池上現象』的好奇，寫出一個『池上如何成為池上』的故事」。說故事的人，說著正是一個遠離繁華都巿的故事，讀起來是他方的故事，雖然我們知道我們都身處同一個台灣。在學界對於早期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批判當中，「成功故事」有著輝格史觀的問題，但那是西方人的批評，因為他們覺得無法理解為什麼有的故事是失敗的，因為他們居於成功者的位置。但是在台灣的故事裡，鄉村常聽見的故事是失敗敘述，困守敘事，但其實鄉村也有能動性與創造性，其實我們曾來不曾知曉（見葉守禮2021博士論文《世界經濟與山城農業： 長時段中的台灣小農經濟》），池上是稻作的成功故事，經驗不見得能複製，如同東勢五鄉鎮的山城經驗，是園藝轉型的成功故事。感謝這些人類學者與社會學者的貢獻，讓我們知道台灣有值得敬佩與學習的一群人──而這些研究者涉身入田野，回頭就書寫的工夫也讓人肯定。

但是，故事裡的雜音，到底可不可以寫出來呢？「成功」案例的經營與打造，就像高夫曼所談的形象管理／印象整飭。我們也明白學術界本身不脫新自由主義的規訓主體，我們也知道，為了要取得更多與更持續的資料，不應該冒犯與得罪我們的受訪者，因為他們是我們的恩人，我們必須誌謝的對象。連Bourdieu批評學界的文章，他自己都埋藏了廿年，說這是一本原先應該焚燒掉的書（見《學術人》一書第一章）。如實地呈現權力面向，不管是研究者自己的世界，或者研究對象的世界，還有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所共同交織的世界──如此的誠實，就像尼采所說的，需要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