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代表池上」？以及「池上由誰代表」，這是在閱讀《成為池上》一書後，與會者提出的問題，而這問題也確實關鍵。我們看到了重要的地方行動者，輾米廠、救國團／工作站志工、鄉公所人員，而在王乃雯的作品裡，則可以看到農民、WTO等人，在鐘怡婷的作品裡，則是社運環保團體。與其追問地方經驗可否複製，倒不如問問，我們怎麼樣可以從其他地方經驗學習，我們該如何「培養」人，培養有社會福利與瞭解政府體制的行政官僚；有在地意識與自主能力的地方行動者；願意團結合作，自我約束的農民等等。
雖然本書強調要以「地方社會」為分析層次，但是當池上鎮作為一個「整體品牌」，那個因為尺度擴大而隱而不顯的村落層次應該放回來，我們應該重新探索，對於「地方」而言，像「池上」這樣一個整體印象，如何反向影響村落──如在本書寫的較為單薄的觀光化以及可思及的「壟斷土租」問題；或者關於族群政治的不同面向──此地的原住民，似乎不似蔡友月談達悟人的經濟條件那般脆弱，甚至還有地主身份。漢人與原住民，在面對池上象徵時，有什麼不同的反應呢？
與會者有提到峨眉鄉的東方美人茶的案例，我回應說類似的比較應該是池上鄉的多力米案例，但是多力米後來成為「池上米」發展的基礎，搭配上了「智慧財產權」的法律經濟面向；那麼東方美人茶有可能「地方品牌化」嗎？還是農民之間，有利益整合的可能性嗎？不清楚。但就茶來說，似乎坪林也有另外的案例可以對照，但看起來公共法人（如大學、鄉公所）作為中介者，也就是相對來說利害關係涉入較小，是個重要的點。如同黃宣衛對於救國團、工作站還有池上國中相關行動者的強調。
每一個人對於池上鄉的認識不同；但象徵（城巿意象）的厲害之處，就是建構出代表性：如池上的金城武樹或伯朗大道。實際上就是明星產業或食品業與地方品牌的相互拉抬，交互行銷，因為池上，我們想起金城武，因為金城武，我們想起池上；伯朗亦復如是──相互拉抬是個在資本主義巿場生產的重要手段，所以書本需要書評，書評依賴書本，甚至作者本人亦需巡迴，在這個書巿不景氣的時代，想辦法拉抬買氣。（見《藝術家之死》第八章論音樂產業的討論）──要生存，就得要行銷；不然就回家吃自己吧──米要賣得出去，需要品牌，如同人要衣裝──而且這衣服還不許別人穿，必須是我獨家私有，不然我可以告你。
今天的與會者推薦了一本《獻米給教宗的男人》，談該書作怎麼以厲害的行銷手段，重新活絡地方產業經濟。臺灣的產業提升，在池上的案例裡，是因為米廠老板去了日本，而有意產業升級。關於臺灣與日本（甚至及於中國、亞洲或世界）之間的農業交流、競爭與共同提升或與爭議面向（生物剽竊…），這類型的主題應該是會一個有待探掘的議題。
感謝與會的朋友們。我們下周四同一時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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