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筆記] 國家、高等教育埸域、與教學實踐：戰後台灣大專聯合考試的起源

 

國家、高等教育埸域、與教學實踐：戰後台灣大專聯合考試的起源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1-066-MY2

執行期間： 104年08月01日至106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黃庭康

計畫參與人員：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許雅淑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鄭文翔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8313985

 

 

中文摘要：

是項研究從戰後台灣國家（the state）與高等教育院校的矛盾探討 一九五四年大專聯合招生考試出現的歷史原因。戰後初年台灣四所 主要的高等教育院校-----國立台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省立工學 院、及省立農學院-----都自行舉辦招生考試，大專入學制度並不統 一，國民黨掌權者無法完全掌控大專招生考試。師院、工院、及農 院因為由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管轄，加上在高等教育的位階較低，當 局還可對它們的收生政策加以約束；但台大由原本在中國甚具學術 聲望的自由主義學者掌控，該校堅持要保有招生自主權，自行負責 入學考試命題、閱卷、及決定錄取標準。國立台灣大學是「自由中 國」最高學府，島上高中學生升學的首選，台大考選新生的方式影 響中學的教學，干擾國民黨企圖制用學校教育進行國族建構 （nation building）。一九五四年六月，台灣教育部突然宣佈設立 大專聯招考試，並於一個月後-----一九五四年七月-----舉辦有史 以來首次聯招考試。聯考的命題、閱卷、錄取、及分發由四所院校 再加上陸軍軍官學校組成聯合招生委員會負責，高等院校「各自為 招」的年代宣告結束，此後數十年聯考幾乎是台灣高中畢業生升讀 大學的唯一管道，台大的招生自主權被大幅度削弱。儘管聯合招生 考試過往數十年對台灣社會帶來重大的影響，過往極少學者探討該 制度的成因，是項研究將通過官方及大專院校出版品、檔案、及報 章等一手資料深人探索聯考制度的歷史源頭。研究結果將有助與西 方教育社會學相關文獻進行對話。

 

[過往]探討聯考制度 起源的學術研究甚為缺乏，少數從歷史角度入手的文獻也只把重點放在聯合考試數十年間的變化，對 制度的成因缺乏深入討論（吳家怡，1990； 黃中，1987）。本項研究試圖突破既有研究的不足，從批 判教育社會學的角度探索台灣聯考制度的歷史源頭。

 

理論對話

「效績主義假象說」沒有交待考試制度出現及變化的過 程、把選拔制度演變視為平順及沒有衝突（conflict-free）的、以及忽略行動者（agents）的角色（Liston, 1988）。另外，「效績主義假象說」無法解釋原本沒有被視為不公平的選拔制度的變化。2 這缺陷損害 該理論對台灣聯考起源的解釋力。因為歷史資料顯示聯考出現前，最為學子所渴望的台大在傅斯年時 期建立了一套謝絕關說、入學只憑筆試成績、命題及閱卷過程保密及嚴謹的入學考試制度（黃俊杰、 孫震，2005; 黃新憲，2008），各院校獨立招生的公平性亦幾乎從未受到質疑，掌權者似無必要以統一 入學考試的手法「製造效續主義神話」、滿足民眾對公平的渴望。

 

階級鬥爭論忽略了考試選拔制度可以被掌權者用作控制學校的教學活動，從而打造有助鞏固權力的意識形態及身份認同。另外，也許因為布爾迪厄及伯恩斯坦的理論都源於二十世紀中後期的法國及英國-----兩個社會力量成熟、國家權力受約束的西方社會-----他們的觀點充滿「社會中心」（society-centered）色彩。在他們的架構中考選方式及標準主要由社會中的階級力量決定，國家的角色彷彿毫不重要。這缺陷限制了他們學說對五零年代台灣-----一個社會力量薄弱、但國家居主導位置的歷史社會情境-----的適用性。(7)

 

美國加州伯克來大學社會學者 Jerome Karabel 是極少數專門針對考選問題進行研究的批判取向社會學者。…。在一九二零年代，「白人安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主導的哈佛、耶魯、及普林斯頓面對大批學業表現出色的猶太申請人湧入的威脅，「三大」於是進行招生改革，揚棄過往幾乎單靠客觀學業成績選拔新生的做法，加入考慮申請人的品格（personality）、個性（character）、領導才能（leadership）、體育及課外活動表現等較為主觀模糊的標準；「三大」又在筆試之外加入面談（interview）及師長推薦函等程序。改革後哈佛、耶魯、及普林斯頓的選拔標準對猶太人較不利，4加上新的招生方法賦與大學極大的錄取自決權（discretionary power in admission），「三大」可以輕易排除猶太背景申請人，讓「白人安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繼續在入學機會上佔優勢。Karabel 指出哈佛、耶魯、及普林斯頓在考慮自身組織利益後決定在站在「白人安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一邊，因為它們非常依靠這群傳統政治及經濟精英的捐款及支持（Karabel, 1984, 2005）。…他指出主導階層往往為了壟斷重要的教育資 源而操弄考選程序、並且把自已群體的文化理念設定為選拔的標準。另外，Karabel 亦提醒我們教育組 織（education organizations）的重要性，因為大學在制定收生政策時絕非客觀中立，高等教育院校會 在評估形勢後決定採取對自已最有利的立場。

 

國家在戰後台灣 社會佔領主導性的位置，國民黨掌權者屬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它千方百計要掌控教育、 利用學校達到其政治目的。因為忽略了國家的作用，Karabel 理論對戰後台灣的適用性受到限制。…Karabel 的論述中文化理念主要存在於社會群體；哈佛、耶魯、及普林斯頓入學制度的衝 突只是「白人安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及猶太人兩個地位群體的衝突，彷佛國家及大學都沒有自身的文 化理念。

 

從這種精神出發，台大的文史學者以尊重客觀材料、不預設立場的態度看待中國的過去；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看法跟試圖引導青年人盲目相信傳統中國社會文化優越性的國民黨存有具大鴻溝。

 

為了維護大學獨立性， 傅斯年堅持大學錄取學生的自主權，他在執掌台大時建立了一套不講情面、嚴謹又保密的入學考試制 度（黃新憲, 2008）。傅過世後台大文史教授致力維持錄取學生的自主權：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董作 賓、李濟、及沈剛伯等在校務會議動議，要求校方維護學校新生及轉學生入學考試「關防嚴密，絕無 情面通融」的優良傳統，堅決拒收沒有通過台大舉辦招生考試的學生。校務會議最後通過是項動議， 並把決議轉呈教育部備案。8 台大自行舉辦招生考試，命題往往不理會官方頒佈的課綱及審核過的課 本，結果很可能阻礙當局宣揚愛國主義世界觀。另外，台大自訂的入學考試要求及錄取標準導致下列 一連串嚴重干擾國民黨官方教學論述（official pedagogic discourse）的後果：

 

（i）                  低眨政治科目的重要性-----國民黨當局在退守台灣後規定島上所有中等學校依照一九四一 年頒佈的《修正初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標準》）進行教學活動。《標準》規定中學各年級 學生必須學習「公民」課，以培養對國家及領袖的認同（中華民國教育部，1941）。然而， 傅斯年執掌台大後把「公民」排除於入學考試科目以外（傅斯年，1949）。9

（ii）                低眨地理科的重要性-----國民黨掌權者規定高中三年的課程都必須教授地理課，以延續中華 民國管治疆域仍然涵蓋中國大陸的神話，建立年青人「愛鄉愛國的情操」及「復國建國的 決心」（陳國川, 2003）。然而傅斯年擔任校長後台大不再把地理列為入學試科目。10

（iii）              加深高中課程文、理兩組的鴻溝，間接鼓勵理科考生忽視打造國家認同的人文科目-----也許 是為了確保高中理科學生重視培養國民意識的人文學科，國民黨執政者頒布的高中課程中 並不嚴格區分文、理組課程，官方課程大綱只容許文科高中學生略為減低理科科目的時數， 理科學生微調文科科目的比重（中華民國教育部，1941，頁 147 至 149）。然而台大自一九 四九年起只要求甲組（理科）考生的考試科目為國文、英文、數學、及理化四科；乙組（文 科）考生考國文、英文、數學、及歷史（傅斯年，1949）。台大的考試科目安排容許高中理 科學生輕視、甚至放棄歷史科。11

（iv）               眨低培養基本能力學科以外一切科目------也許因為傅斯年大學本科時以國文為專業，後來成 功「跨界」轉攻生物、物理、實驗心理等實證科學學科，他相信只要掌握好最基本的學習 工具（語言及數學），高中畢業生其他學科目較差也不是大問題，因為歷史及理化等學科入 大學後從頭再學「也並非不可」。從這觀念出發，台大的錄取新生特別看重考生國文、英文、 及數學三科的分數；並優惠英文成績較好的考生（傅斯年，1949）。台大特別強調基本能力 科目的收生方針引導島上高中把教學重點集中在語言及數學，導致公民、歷史、及地理等 學科進一步邊緣化，阻礙官方課程的落實。

 

…

師大的「變節」進一步打擊 官方課程的地位，刺激掌權者採取更積極手段干預台大招生政策。一九五三年，教育部下令台大新生 入學考試加考「三民主義」。17 次年，台灣舉辦首次大專聯考。

 

社會輿論壓力可能是導致台大在一九五四年願意放棄自辦招生考試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台大的 新生入學考試一直只在台北設考場，從四零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省議會及中、南部多個縣市議會呼籲台 大在中、南部設考試點方便其他地區考生。然而台大一直以「多設考場試題保密不易」等理由拒絕。 18 然而從一九五三年年中開始台大愈來愈難以忽略社會的期待，因為行政院院長陳誠及《中央日報》 等官方喉舌火力全開的引用蔣中正的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批評台大一直在搞「孤立主義」、 跟台灣人民脫節。19 民間及政府的雙重壓力可能是迫使台大與其他院校合作，把資源整合成為能夠舉 辦在島上多個考區進行的聯招考試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是項研究的理論假設是國家及大學的衝突是聯考制度出現的原因，本人在資 料蒐集時本人採取有理論引導（theoretically-oriented）的開放態度；讓清晰明確的理論出發點幫助本人 在材料面前知所取捨，開放的態度引導發掘之前沒有預料到、但卻非常重要的材料。本人並在資料耙 梳及分析時將盡量照顧時序性（chronically）及理論性兩大原則，一方面要整理清楚歷史事件的先後順 序，同時要利用歷史證據驗證及修正理論假設。

 

探討考選制度歷史起源的社會學研究更如鳳毛麟角。

 

批判教育社會學源於二次大戰後的歐美社會，西方學者對考選制 度的討論大多不自覺的採取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的立場，又把大學自主性視為理所 當然（taken-for-granted）（Bernstein, 1975; Bourdieu, 1977; Bowles and Gintis, 1976; Karabel, 1994, 2005），沒有注意到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的階級及群體力量可能十分薄弱，不足以影響考 選方式及標準；國家可能為了國族建構急需利用考試制度控制學校教育，因而干預大學招生政 策；大學在掌權者壓力下需要在招生政策上出妥協。是項研究探討戰後台灣聯考制度的社會根 源，正好與西方理論進行對話，為考試選拔制度理論的去西方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west） 邁出重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