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etchford, P., & Orlando, G. (2019). Introduction–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Just Price: History, Ethnography, and Critique. In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the Just Price: Ethnographies of Market Exchange (pp. 1-25).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1.價格引發了政治和道德問題，這些問題最終都是正義問題，因此我們為該書定了標題。
2.換句話說，在什麼基礎上、在什麼情況下，一個價格或實際上任何 價格可以被認為是可接受的、適當的或公正的？
3.從某種意義上說，價格構成問題代表了等比問題的延伸，因為構成價格的許多隱藏部分有效地增加瞭如何將其數字（貨幣）價值與現實世界中的物體和行為適當匹配的問題。
4.後者的解釋似乎特別相關，考慮到亞里士多德非常重視保持傳統社會角色。因此，假設他偏好一種「社會關係、價值體系和對他人的認識先行並為交換設定條件」的方法並不是不合理的（Gudeman, 2001, p. 62）。這種經濟觀基本上是現代觀念的反面，在現代觀念中，交換雙方被認為是非個人化的；但正如我們下面將看到的，社會關係應決定交換條款的想法遠未消亡。一個對於認為公正價格可以通過比例來確立，因此可以簡化為公式的觀點的另類方法是，相信金錢本質上無法作為公正交換的媒介，因為品質無法簡化為數量。這裡我們看到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對立。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等價換算和公正價格在邏輯上變得不可能。
5.在他對定義問題的深入討論中，湯普森同意道德經濟學描述了經濟關係是如何根據非貨幣規範來調節的（1991, p. 340，參見Carrier, 2018），並且它關注的是「不平等互惠的社會辯證」（1991, p. 344）。這推導出一個預設社會緊張的定義，或用他的術語來說，「階級關係如何被談判」（p. 344）。換句話說，道德經濟學是一場政治鬥爭，旨在回退由無限制市場產生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價格（Polanyi, 1944/2001）。相反地，它也涉及通過持續的互惠和持續的社會義務來建立公正的價格。雖然這使得公正價格成為問題並允許爭議，在下一節中我們將探討公正價格的政治和倫理中更深層的緊張與矛盾。
6. Gudeman關於價格迷戀的論點與邊際主義者的看法並不完全不同，儘管他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對效用和理性偏好的不成立假設（2008, p. 53–54）。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市場製造價格，就這樣。至少在理論層面上，了解為何或如何是不可能的。Gudeman建議我們可以做的，是觀察如何在實踐中實現等價換算。我們應該顛倒問題，假設事物在創建彼此關係之前是不可比的，而不是從兩大現代主義方法共有的假設開始——交換之前存在一個共同的度量標準——相對偏好或勞動價值——使事物可比。即「市場等價換算在交易中出現，我們使用一個傳統的尺度來標記他們的關係。市場等價換算是事後的記錄」（2008, p. 52）。換句話說，「交易行為創造了比較的必要性」（p. 54，參見Gudeman, 2016, pp. 110–112）。
7. 因此，象徵價值可以被理解為既存在於貨幣價值之外，也存在於貨幣價值之內。在這方面，區分象徵價值和象徵資本或許是有用的。例如，畢卡索的作品具有超越的象徵價值，因為它是由天才繪畫並具有美學品質而無價，但那價值也轉化為貨幣價值或象徵資本（Bourdieu, 1977）。「小農」的概念可以喚起資本之外的象徵和意識形態空間，同時又可以作為行銷策略轉化為象徵資本，例如在銷售公平交易咖啡時（Luetchford, 2008）。
8.作為人類學家，我們必須關注不同文化中人們接受價格的實際方式，當價格被視為代表物品和行為的價值時，以及當它們不被接受時的抗拒。在此過程中，我們需要理解導致談論「公正」或「不公正」價格的文化評價，作為社會協商和視情況而定的過程，這些過程在特定的關係和權力配置中出現，從地方到全球。這些談判是通過市場的社會結構和形塑交換的文化形式和觀念而成為可能。本卷的貢獻者都以不同的方式闡釋了這種社會和文化框架如何在價格的構成中實現，通過規範定價的機構，市場及買賣雙方的互動，將兩者聯繫起來的社會網絡，以及將特定生活領域與市場定價分隔開來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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