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奴工島》讀到一半，作者姜雯描述的移工故事讓人觸目驚心，也讓簡永達《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裡的討論更有了血肉。簡永達的討論長於結構分析，提供了相關的數據、法規，以及相關的希望圖像（法師、抗爭、異鄉尋求寄託與團結的實踐，以及對於仲介如何透過造債手段來奴隸化移工），姜雯則是基於自身加入TIWA服務與直接接觸受難移工的經驗，開始談起移工的故事。
先是用了中了九槍裡的移工亡魂視角開場，談移工生如同死的生存處境，再談工殤事件裡，被沖床壓碎手掌的辛蒂的處境，凱蒂貓的夢幻竟成異鄉療癒迴光，而意外出生的孩子既是負荷又是希望但又最終成轉手贈人的物品。中間談起漁工殺人案，他人的殺戮，成為現場目睹與協助的移工的共業。
簡永達說，勞動力與權利的分離，是台灣政府的用意；姜雯則說，工人與廉價的工人，後者才是臺灣政府以及企業想要的。兩個說法都很直接，也就是權利與責任，其實是台灣勞動力在巿場發展與產業轉型（或者不轉型）過程當中忽視的一塊。
如果是基於被欺騙的過程，而作出的口頭承諾，那麼這樣的諾言是否作出承諾者還是有效？承諾者是否應該背負許諾的道德重量？還是許諾者其實可以主張自身被欺騙，而主張諾言不成立，就像尼采把「遺忘」視為某種主動能力，在實踐上，移工選擇了逃離或尋求庇護，以作為他們的主動力量的展現？
諾言是自己對自己的承諾，還是自己對他人的承諾？這兩者的關係又是什麼。如果把「資訊不對等」納入，那麼我們該怎麼思考這個問題。「資訊全部的公開透明」大概是個幻想，那麼「資訊的足夠取得」應該是個較好的思考，但是何謂「足夠」，對誰而言足夠？對於只想要勞動力的雇主來說，其實移工只要知道自己是個工具就可以了，但是對於對於移工來說，他們也許要到很久才會發現雇主原來是個奴隸主，這就是馬克思所談的「薪資勞動的生產關係，掩蓋了剝削的事實」，而揭露此關係，是克服不平等關係的必要手段。當工人們習得了批判的武器，他們終有一日會拿起武器進行批判。
類比臺灣工程師到美國打工，換取居留身份的過程。那麼我們必然得考慮空間化的思考，也就是美國、臺灣、印尼怎麼作為一個支配空間，運行著何種規則。資訊的公開透明與可近性，或許是破除商品／資本拜物教的初步手段？
另一方面，也需要對照學術界的一些思考路徑。過往從「統治學」轉換為「治理」的思考，而再進一步，人類學界也提出了「The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Morality」，根據James Laidlaw在The Subject of Virtue的討論，也就是考慮人的自由不僅僅是面對著結構限制時，說不(free from)的權利，更是要考慮free to的主動性，換言之，他認為agency不是action，而是有著agent的中介意涵，而agency實際上是中介能力，每個選擇都能作點什麼，發揮點什麼影響力，意即媒介能力，媒介本身就能產生一定效應。不是去區分與二元對於結構與行動，而是去進一步思考「連帶責任」的問題，才不會讓社會科學與人類學淪落成被動學科，只談人怎麼被結構、習氣形塑，彷彿所有的自由意志都是虛幻的。就此，統治到治理，我們也需要更進一步從「治理」走向「自治」，或者其他學者所說的自主性。
自治是一個認識與實踐共同開展的過程，也是一個自主與團結並進的溝通過程，我與我們看似二元對於，但我在我們之中，而你也在我們之中，而他們其實也在我們之中，我們也在他們之間，我們是相互構連的。但相互構連不意味著沒有選擇，沒有界限，而是因為選擇與界限，才讓我們能夠以維持一定距離的方式結合與親近在一起。尋找不同的選擇，探問可能的思路，不假定他者一定與我不同，但肯定他們的差異可以啟發我們目前的選擇，豐富我們的可能性。我想這大概是我所能想到的，學術工作者目前的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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