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戲劇、場景及隱喻》一書札記

讀《戲劇、場景及隱喻》一書札記

        本書第一章著重討論了社會科學當中的根隱喻，討論了人類的社會實在，可以透過各種as觀點來觀看，讓我想起《組織意象》一書的討論，譬如功能論觀點就與生物學相關討論有關。而作者更從過程觀點來理解「結構」，他稱之為「過程性結構」，也就是結構的特性是一直處於流變之中，而秩序實質上是存在著各種衝突的秩序。他說「如果人類社會中當存有秩序的話，那這一秩序也絕對不是冥冥之中已經注定的（儘管刺刀可以短暫地維持一些政治圖式）；秩序是通過衝突與較量獲得的－－它是各種意願及智慧或衝突對立或團結合作的結果，而每一種意願或智慧都以某種使人信服的範式為基礎。」(5)

        作者也提到了「社會戲劇」的概念，指出其為「並不協調一致的過程的單位」，有四個階段：規則或規範的違犯、危機、矯正、重整或分裂。作者特別重視矯正階段，他指出「如果有人要研究社會變遷，那麼我願意在此提出一條建議：不論這種變遷在何種社會形態之下，你都必須仔細研究第三個階段，即社會戲劇中可能被矯正的這一階段。這一矯正機制似乎能控制危機以便或多或少地恢到原來的狀態，或者至少使對立群體間的紛爭平息下來。此外，我們還應注意的是，這一機制是如何準確地運作以達到這一目的的？如果它無法解決爭端，那又是為什麼？只有在矯正這一階段內，所有實用性的手段策略以及象徵行為才會淋漓盡致地將自身充分展示出來。社會、群體、社區、協會以及其他任何社會單位到了這一階段都最具有『自我意識』，因此可能會更清楚地理解個人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所做的奮鬥和努力。矯正本身也具有中介性特點，由於它處於『懸而未決』的階段，所以同導致和構成危機的事件保持了適當的距離並做出恰當的回應和批判。」(33)我認為作者之所以強調矯正，正是因為是衝突與協商可見之處，而他所重視的「人」的面向（對主觀想像的實踐及交互協商與鬥爭）也在這個階段最為明顯。

        在讀了這本書之後，某一天早上騎車時想到如何說明「過程性結構」這個觀點。社會結構我們可以用交通的形象來比喻之，傳統學者會把交通的結構，想成交通規則。但是實際上，交通是實作，規則是在不斷地互動與協調之中（對前方車輛移種軌跡的猜測，自身的行動，相互構成的協調行動整體）。一輛汽車擋到了右轉的後方來車，車頭往旁邊插入基隆路口待轉的機車道，雖然個別不協調於整體圖像，但就騎士的觀點，可以理解該車車主為何如此作，而不致引發衝突，換言之，人類詮釋在其中，人與人的行動彼此之間會透過象徵符號及可預期性、可理解性，協調出人類行動的交互構作。其次，關於結構，紅綠燈是固化的結構，但是警察人員則是彈性的，適時而變的，能夠彈性調度管控空間通行區與禁行區之轉換。行車人承認警察執勤的正當性，而在優值位階上，也認為人員比起機器有更優先的承認順位，因此，服從警察的調度。因為秩序是共同預期的，秩序不是抽象的系統整合，而是始終透過人類意識作為中介，在微觀中的複雜考量（考量抽象規則，具體現實），而作出的行動。

        在隨意翻看全書中，吸引我的注意力的是下列這個段落，提到了關於作者對於訪談的反思。「我本人在訪談中曾使用過水平各不相同的譯員，也曾使用受訪者的語言或方言直接向他們提問。在前一種情況下，我發現受訪者在回答問題之前總受字斟句酌，便以便讓陌生人明白他們的文化的諸多特定方式及其相互間的聯繫，這些受訪者可能在同其他文化的歐洲人和非洲人交往的過程中隱約覺察到他們自身的文化在外人看來十分怪異。此時調查者應該關注的是受訪者的認知性解釋、他們如何辯白及其闡釋是否合乎邏輯。然而當我用受訪者的語言同他們交談的時候（剛開始的時候，這對我而言是極為困難的），一種被Basil Bernstein稱作『限制性符碼』(restricted code of discourse)的規則便顯著地表現出來。文化以及社會結構的很多前提和屬性都被省略，和受訪者使用同樣的語言看來意味著對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和信仰的認同。如此一來，受訪者似乎也就忽略了交談的雙方是否具有共同的經驗、動機以及情感等因素了。借助翻譯的訪談迫使受訪者在談論他們的習俗和信仰之前必須三思後而行，更確切地說，類似的情形迫使受訪者意識到了規則的存在，而在此之前他們可能僅僅隱約感覺到自己的談話是否恰當。運用本地話進行訪談這一情形在言語上更加凝練，同時也更加隱晦。」(187)

        Victor Turner的討論，讀起來有一種很濃厚的「共同體」回歸的傾向。他先批評了將共同體及社會二分之說法。結論，人類在反結構中成長（communitas, liminality），在結構中生存。(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