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蛇毒傳奇──臺灣科學史上輝煌的一頁
作者：楊玉齡、羅時成。天下文化出版，1996。
〈鄧哲明的新天地〉 頁257-261
一九八七年，鄧哲明和張傳炯一塊赴澳洲雪梨，參加國際藥理學會議。工式會議開始前，還有一場會前會，是由一家日本製藥公司所舉辦的。鄧哲明事先把論文寄過去，對方卻沒有接受，原來他們雖標榜是國際會議，其實完全是為了日本人開的，主題是日本的漢方研究。
鄧哲明和張傳炯都參加了這場會前會，結果，全場只有他們兩個是非日本人。他們全程參與，在會場坐了三天，驚覺日本人把中草藥研究得條理分明。
日本人把中草藥研究分成兩個主要方，一個是複方（多種中草藥組合成的一帖藥），重點在於觀察臨床效果；另一個方向則為純化成分。「他們不但兩個方向都有做，而且，很懂得如何根據文獻裡的新方法來探討這些問題，」鄧哲明指出。
這場會前會對於鄧哲明的衝擊不小。他開始好奇，為何台灣這兒研究中草藥都只限於純化成分，卻很少進行生物檢定，分析它們的作用？
「當時我就想，這個工作台灣應該開始了，不做不行，看看日本人都做到這種程度了。張教授也很有同感。」
這可以算是刺激鄧哲明轉向研究中藥的原因之一。不過，轉出蛇毒研究的念頭可以說是早就產生了的，「因為蛇毒蛋白除了再深入之外，可以動到的新東西不多，比較有潛力的，大部分都已經找出來了。因此，我認為如果想在蛇毒中找新東西，可能沒什麼機會了。」
當然，「毒蛇為何能分泌出這麼多種不同的毒蛋白」也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但是「這就不是我們的專長了，它屬於分子生物領域，」鄧哲明解釋：「如果站在藥理的角度，我們找的要不是新的治療成分，就是新的研究工具。若是以純學術的角度往下做，當然也不錯，但是我們也得考慮到自己的角色問題。」
於是，大約六年前，鄧哲明便開始嘗試跨蛇毒與中藥兩邊做做看，試探中藥之路是否可行。六年下來，鄧哲明的路線愈來愈偏向中草藥，而且在國際上也漸漸小有名氣，可以說是轉型成功。
鄧哲明以自己的親身體驗來比較研究中藥與研究蛇毒的差異。首先，中草藥的範圍比較廣，這點和蛇毒大不相同，因為蛇毒在研究之前，通常已很明確知道它有毒，知道它是否會引起死亡，知道它的毒性在哪一方面等等，研究人員只能繼續這樣深入下去。但中藥就不同了，因為送來的藥品可能在某方面沒有作用，卻在另一方面產生作用，因此，研究人員可以和不同科別專家合作，例如泌尿科、內科，以研究不同的中草藥主題。
第二點，中草藥的研究比較難以預料。由於中草藥的作用並不盡然符合典籍中的記載，因此，有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結果；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找到新反應的機會也較大。
「事實上，我們也許不該說是在做中藥，而該說是新藥開發。完全是碰到什麼藥，就做什麼工作。比如說，手上這個藥品是降血壓的，我們就只好去設計一些降血壓的實驗來做。如果不會做，就要跟別人合作或學習。所以，有時候你不能執意要作某種東西，因為你可能永遠碰不到它。
中藥科學化的夢想
鄧哲明在研究工作上的轉折，也顯現在他所指導的博士班研究生身上。鄧哲明的第一個大弟子是王繼平，…第二個博士班學生為柯逢年，現在是台大藥理副教，他在念博士的時候，正逢鄧哲明開始轉型，因此蛇毒、中藥兩邊都做，到現在依然如此。第三位博士生林淑年目前在長庚藥理任副教授，主題則完全轉移到中藥領域。
「原本只是想嘗試看看有沒有可能像蛇毒一樣，做出一些蠻有趣的東西，」鄧哲明回憶：「後來一開始，就覺得還不錯。雖然有些中草藥做起來不見得跟原來的典故一樣，但是你若能發現新反應，也不錯呀。」
李鎮源教授也很鼓勵鄧哲明轉向，「他說，從前杜博士就是分做這三項：鴉片、蛇毒和中藥，而中藥是台大藥理過去沒能好好發揮的一樣。因此，他希望我擔下來，以後能把這方面做得很好。如此一來，台大藥理在中藥方面又可以接續下去了，」鄧哲明透露。
不過，轉做中藥也有另外的煩惱。鄧哲明實驗室基本上是朝新藥開發的方向，尋找新素材。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所尋找的新素材，感覺上作用都很弱，不像蛇毒的毒理作用那般強勁、明確。此外，中草藥的作用也不像蛇毒那般具有選擇性，經常是對這兒有點影響，對那兒也有點影響，可以說是既模糊又廣泛。
鄧哲明認為，在這方面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需要和化學家合作，進行中藥草成分的化學修飾研究，看看能不能做出比較精確的東西。
一九九三年的時候，鄧哲明本來有機會在國科會的贊助下，規畫籌組一個大型的新藥研發中，相當於一間國家級的實驗室。鄧哲明為了這個計畫先後赴德國、日本考察，遍訪產業界、學界專家。很不幸，由於種種人為因素，該計畫在次年二月正式喊停。
看來，中藥科學化的夢想要在台灣實現，可能還要再等上一陣子，期待下一個形成團隊的契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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