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治時期(西元1895-1945)の台灣中醫(2版)

日治時期(西元1895-1945)の台灣中醫(2版)
作者： 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 出版社：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2/12/01  語言：繁體中文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日治時期臺灣衛生環境及中醫發展概況　8
　第一節　清代地方志中所紀錄臺灣風土及中藥物產　10
　第二節　日治初期臺灣的衛生環境及中醫參與防疫紀錄　29
　第三節　臺灣總督府對中醫的管理態度　44
　第四節　明清及日治時期臺灣著名中醫介紹　60
　第五節　小結　77
第三章　民間生活關於中醫發展之記載　80
　第一節　中醫師的地位、數量與醫學傳承方式　84
　第二節　《水竹居主人日記》中關於中醫的紀錄　101
　第三節　由報章雜誌及廣告觀察中醫活動　151
　第四節　民間信仰與醫療　167
　第五節　小結　190
第四章　醫學專業書籍期刊中所記載中醫的發展研究　193
　第一節　中醫基礎醫理論述　204
　第二節　中醫現代研究之蒿始　210
　第三節　中醫各學科講義　216
　第四節　中醫專書與臨床醫療經驗分享　232
　第五節　小結　264
第五章　醫事及中醫專業證照考試制度建立　268
　第一節　中醫師證照考試制度建立　270
　第二節　針、灸及推拿師證照考試　289
　第三節　醫事制度的規範　294
　第四節　中醫復興活動　309
　第五節　小結　322
第六章　討論　325
第七章　結論　340
附錄一　日治時期臺灣中醫發展大事記　344
附錄二　主要參考書目　348

















近年來有關臺灣醫療史的研究，相關人物包括中研院的劉翠溶院士、林富士、張珣、雷祥麟、劉士永等等研究員，輔英科大的鄭志敏博士、中國醫藥大學的林昭庚、張賢哲等。

近代開創了以涵蓋醫藥衛生各個領域，並以系統論述中國醫學編年史為特點的醫學通史著作的出現，應為陳邦賢先生的《中國醫學史》為先，... 繼而則有王吉民、伍連德合著的《中國通史》（英文版，1932年），李濤《醫學史綱》（1940）等。(頁3)

第二章

歷史學者范燕秋在論文中曾經提出了後藤新平的醫學政策的知識－權力運作： 他以西醫與中醫、文明與落後、日本與清國等二元對立的論述，將新醫學的優越與殖民者文明作結合，新醫學知識／權力關係就此展開。此中，醫學成為一種操控機制，作為緩和殖民權力壓制，即再生產殖民者文明價值的作用。（見范燕秋〈新醫學在台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新史學》，9.3(1998):66)〉（頁49)

清末官方曾於臺灣設立官醫局，但其醫療方式是採取西方醫學，且僅有官兵可以接受官醫局之治療。一般民眾百姓仍是採用傳統醫學治療疾，醫學從事及醫學教育者是來自於大陸遷臺者，醫家多半以儒者兼醫自居，診病治療乃至於方藥屬於義診施藥居多，有專以醫為業者。一方面是科舉制度下，醫家多半有功名，或有足夠的生活能力和閒暇可以照顧鄉里間的百姓，不僅如此，更因與官府關係密切，可以向上奏請設立社會救濟機構，以便照料更多貧苦的百姓；另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影響，儒醫自居的醫者，多半以救濟平民為其使命，強調醫德醫術並重之。(註150)清朝末年，出現了商業性質濃厚的儒醫，一面義診，一面賣藥，這也顯現西洋勢力進入臺灣後，除了茶葉、樟腦、蔗糖之興盛商業外，又多了一項藥材的買賣。這時期由於地方醫家的努力與經營，使得中醫得以普及於各個階層，不論是漢人或原住民，無論是廟宇或藥肆，皆有中醫理法方藥之影響。（註151，程大學《臺灣開發史》（臺北：眾文出版社，1991），頁56, 102,133）。(頁63-4)

本章討論的是歷史文獻所記載之臺灣中醫發展，從臺灣特有之歷史背景，探討當時「瘴癘之疾」形成狀況與當時移民遭遇之困境，從而討論具有臺灣風土條件特色之中藥物產與當時醫家之所作所為，例如與傳染病與流行性疾之對抗及公共衛生之防疫措施。並且從史料中勾勒出臺灣地區特殊與常用之中、草藥之具體記載。例如，黃叔璥觀察臺灣中草藥並記載著133種藥材，治療27種病症。又如《新刊噶瑪蘭廳志》則收錄各部藥材共141種，並將容易混淆之藥物做比較。內文也同時描述以外國人的眼光來看臺灣本土的藥資源是豐饒的，但其在醫療運用功效上卻是茫然無所知就如同曾在臺灣行醫近五年之英人萬巴德醫師之演說。(頁78)

第三章
山口秀高向總督府建議成立醫學校的理由竟然是漢醫師醫術太差：臺灣之所以需要設立醫學校，其因在於臺灣目前稱為醫生，而從事診療工作之人，概僅修習漢醫，以草根、樹皮為唯一的藥劑，其技術淺劣，毫無新式醫學之素養，終非可堪為司命之人。設立醫學校，主要是選拔優秀的土人，培育醫師，期使本島之醫術發達、進步。（見徐國章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官制類史料彙編（明治二十八年至明治三十三年）（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9），頁595》）。（頁87）

[日據時期]個人的醫療需求及求醫行為可說是民間醫療習慣的縮影，明治30年(西元1897)臺灣中央衛生會會長也在給總督文件中提到：在本島，所稱之醫生即從事患者之診斷及投劑者，本地人主要依賴彼等而接受疾病治療，其施術、藥方各自有異，但基於氣性相通及治病養生之感情，本地人依賴一般醫生之心裡與對內地人開業醫並無不同，然而，先前業已發佈臺灣醫業規則，本島醫生幾無申請醫師執照之意願，當時對本地人按照以往方式接受診療一事暫不予過問，而一方面令公醫從事醫施藥治療，盡可能接受內地人之療治，無奈由於因襲已久，尚未能驟然脫離窠臼，接受內地醫師之診療者尤其稀少，彼等執意將生命委交醫生手中，此一現況雖是難擋之勢，但在日新月異之今日，若對此完全置之不理，則在取締上不便之處甚多。（註220，許賜慶編譯，〈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衛生系列之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衛生史料彙編（明治30年1月mig 明治34年12月）（南投：臺灣省文獻會，2001，頁340》）頁93-4

從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知道連日本政府官員也不得不承認，臺灣民間的醫療習慣是難以在短期內改變的。縱令透過取締，因巿場需求，及民間傳統習慣，也難以滅絕漢醫的存在。當時漢醫和傳教士醫療人員本來不具有專業團體組織，處理此社會勢力薄弱的團體，總督府得以肆行其法規如入無人之地。殖民政府以人民生命安全保障為由，將醫療體系重重畫入國家管制中。全力規植西醫的他們，完全忽視了社會中原本漢醫的價值，以及人民生活習慣及醫療實際需求，只一心遂行殖民的嚴密管控，但一方面仍因民情所需，且傳統漢藥之價錢遠低於藥價昂貴的西藥；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不願放棄漢藥店每年可觀稅收。於是在殖民情境下就出現了雖然漢醫師人數漸少，但漢藥店卻逐年增加的詭異現象。《臺灣民報》有文指出：近來臺北警察署對於巿內密醫的取締甚嚴，為此巿上的漢藥店大起恐慌。聽說臺北巿的漢藥店有一二百家，而有免許的漢醫僅數，又各有兼營藥店，故若除去密醫的處方面外，其餘的藥店實是不能維持，但當局於營業許可當時不慮及此，而依然課稅，豈不矛盾至極。（見註222，〈小言密醫的取締嚴厲〉，《臺灣民報》，第281號，1929年10月6日，頁2。引自鄭志敏輯錄，《日治時期《臺灣民報》醫藥衛生史料輯錄》（臺北巿：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04），頁312）（頁94-5)

總督府採「醫」、「藥」分離的管理態度，一邊緊縮漢醫人數，一邊繼續在漢藥商行中抽取稅金利益的機會。此時期藥種商興起，雖然漢醫之生存備受壓迫，但民間之漢藥卻呈現逐年成長的矛盾趨勢，據統計明治34年(西元1901)藥商有2011家，到了昭和3年(西元1928)則增加為2803家（其中172家兼賣西藥）[註223)，許多漢醫師也兼開漢藥行。[註224]（頁95-6）...當時社會的風俗是當有疾病發生時，懂得漢醫藥知識的臺灣人民也習於自行到藥房抓藥服用。(頁97)...當時的社會上因著各種流行病而流傳著各式漢藥秘方，...。此一情狀也隱約透露了這樣的訊息：漢醫藥似乎並非是一分困難的專業，一般民眾可以輕易地去購買所需的藥品依個人喜好加以運用。日本時代的漢藥房，多會自己製造自家獨到之成藥（丹、膏、丸、散），成為吸客的招牌。...當時的漢醫雖然地位不高，但是漢醫藥的利用卻是普及於尋常百姓家。(頁100-101)

日記（基層人士欲療眼疾，先求西醫，後求中醫，兩月而果）、藥物歌訣的流傳。
[報紙]報紙廣告中，強調家傳秘方或古代名醫流傳方，另一方面，漢方藥物廣告其主治適應症卻是列出西方醫學的診斷病名。(頁164-5)

個人的醫療需求及求醫行為可說是民間醫療習慣的縮影。日本殖民情境下就出現了雖然漢醫師人數漸少，但漢藥店卻逐年增加的詭異現象。儒人士子間也多有「驗方」流傳，這現象或可視為反抗殖民文化統治之具體手段之一。(191)→讓我想到《弱者的武器》一書。

第四章
當時的大陸地區在西方醫學強力發展下傳統醫學極度被打壓，大陸中醫師們認為學校式的育方能確保中醫教育的未來方向，在大陸各地中醫名老紛紛開始興辦學校發展中醫事業，昭和10年(西元１９３５)在全中國已有近二十所漢醫專門學校...。其中創辦者不乏當時耆老中醫，上海有丁甘仁等人於1916年開辦上海中醫專門學校，還有秦伯未、章次公等人於1928年開學之上海中國醫學院；北平有施今墨之華北國醫學院；漢口有冉雪峰之中華中醫學校......等等。這些招生廣告可見於臺灣的漢醫雜誌中。(頁199)









待查資料
祝平一：
(1)清代的痧症，見漢學研究
(2)清朝醫藥廣告書，見《影像與醫療的歷史》

臺灣醫療四百年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頁188-190。
鈴木清一郎、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眾文圖書公司。2000）
王致仁等編輯，《高雄醫療史》

對藥籤的討論

楊翎，《臺灣民俗醫療－漢人信仰篇》（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2)
張珣，〈儀式與社會〉，《信仰、儀式與社會》(1999)

陳志忠，《清代臺灣中醫的發展》（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