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奴工島》有感－－學術工作者的自我期許

 讀《奴工島》讀到一半，作者姜雯描述的移工故事讓人觸目驚心，也讓簡永達《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裡的討論更有了血肉。簡永達的討論長於結構分析，提供了相關的數據、法規，以及相關的希望圖像（法師、抗爭、異鄉尋求寄託與團結的實踐，以及對於仲介如何透過造債手段來奴隸化移工），姜雯則是基於自身加入TIWA服務與直接接觸受難移工的經驗，開始談起移工的故事。

先是用了中了九槍裡的移工亡魂視角開場，談移工生如同死的生存處境，再談工殤事件裡，被沖床壓碎手掌的辛蒂的處境，凱蒂貓的夢幻竟成異鄉療癒迴光，而意外出生的孩子既是負荷又是希望但又最終成轉手贈人的物品。中間談起漁工殺人案，他人的殺戮，成為現場目睹與協助的移工的共業。

簡永達說，勞動力與權利的分離，是台灣政府的用意；姜雯則說，工人與廉價的工人，後者才是臺灣政府以及企業想要的。兩個說法都很直接，也就是權利與責任，其實是台灣勞動力在巿場發展與產業轉型（或者不轉型）過程當中忽視的一塊。

權利與責任，涉及承認他者與我們處於共同的位置，唯有把他者降格化，我們才可以不去討論權利與責任的問題。而這個降格，始於契約，始於承諾，始於債務－－而契約本身是不是在雙方作為平等的主體簽訂的，這不在考慮的範圍內，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契約的形式就讓不合理的過程變得合理化，從而掩蓋了其中的不平等。

如果是基於被欺騙的過程，而作出的口頭承諾，那麼這樣的諾言是否作出承諾者還是有效？承諾者是否應該背負許諾的道德重量？還是許諾者其實可以主張自身被欺騙，而主張諾言不成立，就像尼采把「遺忘」視為某種主動能力，在實踐上，移工選擇了逃離或尋求庇護，以作為他們的主動力量的展現？

諾言是自己對自己的承諾，還是自己對他人的承諾？這兩者的關係又是什麼。如果把「資訊不對等」納入，那麼我們該怎麼思考這個問題。「資訊全部的公開透明」大概是個幻想，那麼「資訊的足夠取得」應該是個較好的思考，但是何謂「足夠」，對誰而言足夠？對於只想要勞動力的雇主來說，其實移工只要知道自己是個工具就可以了，但是對於對於移工來說，他們也許要到很久才會發現雇主原來是個奴隸主，這就是馬克思所談的「薪資勞動的生產關係，掩蓋了剝削的事實」，而揭露此關係，是克服不平等關係的必要手段。當工人們習得了批判的武器，他們終有一日會拿起武器進行批判。

類比臺灣工程師到美國打工，換取居留身份的過程。那麼我們必然得考慮空間化的思考，也就是美國、臺灣、印尼怎麼作為一個支配空間，運行著何種規則。資訊的公開透明與可近性，或許是破除商品／資本拜物教的初步手段？

另一方面，也需要對照學術界的一些思考路徑。過往從「統治學」轉換為「治理」的思考，而再進一步，人類學界也提出了「The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Morality」，根據James Laidlaw在The Subject of Virtue的討論，也就是考慮人的自由不僅僅是面對著結構限制時，說不(free from)的權利，更是要考慮free to的主動性，換言之，他認為agency不是action，而是有著agent的中介意涵，而agency實際上是中介能力，每個選擇都能作點什麼，發揮點什麼影響力，意即媒介能力，媒介本身就能產生一定效應。不是去區分與二元對於結構與行動，而是去進一步思考「連帶責任」的問題，才不會讓社會科學與人類學淪落成被動學科，只談人怎麼被結構、習氣形塑，彷彿所有的自由意志都是虛幻的。就此，統治到治理，我們也需要更進一步從「治理」走向「自治」，或者其他學者所說的自主性。

自治是一個認識與實踐共同開展的過程，也是一個自主與團結並進的溝通過程，我與我們看似二元對於，但我在我們之中，而你也在我們之中，而他們其實也在我們之中，我們也在他們之間，我們是相互構連的。但相互構連不意味著沒有選擇，沒有界限，而是因為選擇與界限，才讓我們能夠以維持一定距離的方式結合與親近在一起。尋找不同的選擇，探問可能的思路，不假定他者一定與我不同，但肯定他們的差異可以啟發我們目前的選擇，豐富我們的可能性。我想這大概是我所能想到的，學術工作者目前的自我定位。

余玉婷（2019）。網路世代新移民―臺灣高科技人才在美國。

 

余玉婷（2019）。網路世代新移民―臺灣高科技人才在美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7pfeth。

以留學生身份作為進入美國職場的跳板最大的限制是你要投入職場的時候，本地有沒有公司有這個 環境讓你去發揮，那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要去國外發展？那如果去國外找的話，比如說美國，就是先在那邊當學生的時候，就會給你一點時 間去找工作，那會相對容易，可能就是一個跳板吧！就專業技術來說， 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不見得比臺灣好，只是薪水低而已啊！（J）(47-48)

 

投報率問題：出國了再回台灣，不划算受訪者崔西則是用投資報酬率的角度切入，看待「選擇出國」的議題。崔西認為，出國所學習到的經驗當然無法言喻，然而，如果只用數據化的方式去評斷出國念書以及移民等行為，則會擔心投資報酬率不高，且有無法回本的可能。現在出國留學的投資報酬率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高了，純就你回來可以賺的錢，當然像經驗這種無法量化的就另當別論，我很現實地來講，我今天投資一筆錢、出國念書，我這學費、生活費撒下去，回臺灣對我的薪水加乘並沒有很大。（崔西）(49)

 

出國作為踏出舒適圈，要想變得不一樣周遭出國的人大概 25%而已，在我們這一屆……最主要就是當年的臺灣環境不好啊！沒什麼發展，其實現在臺灣生活過得還不錯，安安穩穩地過。生活過得好之後，人就會不想要踏出舒適圈，因為說真的，你到美國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確定性。你真的不知道你會不會拿到想要的 offer（職缺），就是一種賭注，只是願不願意賭而已啊！（安安）(53)

 

「人脈」重要的是建立長久的互惠關係，而非為了特定的目的而進行。在臺灣，很多人把人脈當作是人情的概念。然而，筆者以為，美國科技的內推傾向以專業能力為重的人脈模式：「以牌換牌，互補有無」。當專業知識紮實，朋友之間開始介紹其他朋友互相認識或是合作，讓人脈會有機成長。日積月累，科技移民會大量認識該領域，或是相近領域中的專業人士。透過每次聚會中的討論與談天，讓自己逐漸在群體中增加存在感，發揮影響力。工作中合作的機會也會慢慢上門。這一切建立在自身手上有足夠的「牌」跟對方交換的假設上。易言之，科技移民的技能或是專業要能為人所需才行。這是一個資源交換的過程，如果高科技移民本身沒有技術實力，則人脈的幫助無法發揮實質效用。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前面幾個段落所述，部分臺灣高科技移民的情形為：專業知識出色，英語的口語與文字表達卻不夠流暢。這類型的移民雖然擁有好牌，卻不知道如何運用。如果希望透過人脈求職，表達能力與溝通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90)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受訪者都提到美國的科技業，薪水是浮動的。能獲得多 少薪水，要用「談」的。(93)

 

語言與升遷天花板

首先，臺灣人的升遷不易，可歸咎於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包含兩個主軸：語言與溝通能力。受訪者番茄表示，美國員工是 native speaker（母語人士），「就是比較會講」，可見溝通在升遷優先順序上為備受看重的能力。受訪者小隆認為臺灣人在美國的科技業有天花板效應，主因為語言能力。語言不夠好，很難有好的溝通，亦比較難「油條」一點！即使擁有極佳的專業知識，若無法很明確的、很圓滑的表達出想法或與別人討論，就很難爬得高。受訪者小麥更直言：「人家幹嘛要 promote 你？你都不太講話了！」(96)

 

個性（領袖氣質）與升遷天花板

再者，臺灣人的升遷不易，可歸咎於個性。「個性決定命運」適用於解釋這一段訪談資料。受訪者小麥的部分看法與大多數受訪者相近，技術專業是必備，卻不是脫穎而出的關鍵。其部門有八個華人，卻都不是擔任管理職，小麥認同臺灣移民在該公司確實存在天花板效應。他認為東亞移民在個性上皆有點「悶」！缺乏領袖氣質。傾向於將自己放在執行者的角色，並非管理人的角色。受訪者 J說到，在他的觀察中，天花板效應要到位階極高的程度才會顯現。然而，他亦提及亞洲人的工作風格會影響自身的晉升機會。受訪者小隆表示帶有亞洲文化的同事，傾向讓自己的角色愈淡越好。彷彿愈突出，越被上面注意就會越慘的感覺。因而在注重表現的美國文化中難以晉升。受訪者小瑀的觀點則認為，美國科技業是金字塔的頂端，集優秀人才於大成。且隨著時代洪流的演進，來自世界各國的科技人才湧入美國，故臺灣人要在公司中成為主管必須實力非常堅強。(97)

 

受訪者小哈移民美國多年。他提到，除了工時以外，美國科技職場亦十分注重放假。這令當年初來乍到的小哈非常吃驚，他說：「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情！」因為「在臺灣都是鼓勵不放假。」以他的公司為例，主管會主動提醒員工放假。若員工沒如期放假，則該筆預算將會失效。從這個角度看來，美國科技業重視員工是否適度休息，調整生活腳步，而並非全力將重心放在工作。(104)

 

尊重或高壓

受訪者番茄認為兩地之間的工作氛圍相差頗大。在美國擔任工程師，可以明顯感覺得到人跟人是比較尊重的。相較於在台積電時期時常被罵，美國同事之間的相處風格，讓人覺得這是一個被尊重的職場！對比之下，臺灣的工作方式為：基層員工就應該唯命是從。受訪者小麥則定位這是文化氣息上的落差。(110)

 

傑出人才的移民

除了由公司幫忙申請綠卡，在美國移民法裡，「傑出人才」是在科學、藝術、 教育、商業、或體育五大領域中具有特殊才能、取得很高成就、並享有國家級或 國際性聲譽，而且其成果和貢獻在該領域得到廣泛認可的傑出專業人才。它屬於 職業移民第一類優先（EB-1）下的第一類。美國政府透過傑出人才移民積極吸 引天下優秀人才。申請傑出人才綠卡有三個優勢：首先，不需要先有雇主提供工 作，不需永久性工作的承諾，只要能證明申請者進入美國，會繼續在該專業領域 工作。通常這類申請者都會透過律師協助處理。第二，不用申請勞工認證，這就 省去了冗長的申請程式和許多時間。第三，不用等待簽證名額。本研究中的受訪 者阿中即是以這款移民申辦方式進行。(147)

 

受訪者阿承則認為，科技業需要重視研究及研發的創新性。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與時間，然而，臺灣對研究的包容性是非常差的。臺灣政府對科技研究的走向是產業合作，關於經費的案子都必須有產出，導致在研究這方面容易捉襟見肘。美國相對之下，對科技的研究發展給予高度包容，這也是美國走在科技業尖端的原因之一。坦白講，如果今天我沒有家人在臺灣，我不會想要回到臺灣去。這是滿感傷的一件事情，臺灣讓我們回去的唯一的原因變成家人了！我覺得臺灣缺乏的是對研究的包容性，因為現在臺灣政府走向是所有的東西都要產業合作，臺灣政府現在可以動用的錢很少，在研究這方面當然就會捉襟見肘，那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他就會希望我給你錢，你做的研究是可以給我們錢或是可以給臺灣產值的，所以現在所有的研究都希望是那種跟產業有結合的，跟產業有結合講白話一點就是短視近利，產業有結合的東西就是現在可以賺錢的東西，能賺錢的就是沒有任何嚴謹的東西，那已經是產品了，所以臺灣現在對研究的包容性是非常差的。你說你要做一些十年之後會有錢、很 Hot 的東西，沒有人要理你，你一年的研究經費不到兩百萬，能夠做什麼？第二點是臺灣現在因為錢少，要怎麼決定給誰錢？就會有個問題，要怎麼打分數？就是論文的篇數，篇數的話就很重要，通常只有小題目可以很快地發表出論文，沒有論文就沒有錢。第三個原因就是臺灣太多這種所謂的「大老」，所以所有那些年輕的老師──剛從國外回來的、有崇高理想的、有新想法的老師就會被他們逼著去做那些小題目，如果你不做那些小題目，那些大老就不挺你。美國很注重潛力問題……他們就要嘗試新的東西，譬如美國這邊就會想說做一些核融合，或是其他的生化能什麼的東西，這就是不一樣，可是像核融合這種基礎研究，你可以十年都不會有結果，當你有結果的時候，你的國家就不得了！（阿承）(156-157)

 

[摘要] 莊字釩（2018）。「臺灣科技業的挑戰」科技人才流失現象探討。﹝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

 

莊字釩（2018）。「臺灣科技業的挑戰」科技人才流失現象探討。﹝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85785j。

 

科技業受訪者B（於日本愛知）：出國工作薪水至少三倍起跳又正常上下班，傻子才會回臺灣工作吧？還是把英文練一練趕快出國不要回去了。(17)

 

（技術與薪資）受訪者A（臺灣高雄駐菲律賓）：A公司需要這樣子的人，B公司也會需要、C公司也會需要，這個時間點的時候，有技術的人他就會相對吃香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會找你，你就會有辦法有機會。像我剛剛說的，為什麼科技業的人常常在換工作？原因是因為，當你被需要的時候，你就有產生你的附加價值。這也是想一開始你提的，為什麼社會新鮮人他們覺得我們不給他機會，或者是現在的平均的國人的薪資，他平均所得是低的，原因是因為他沒有經驗，公司憑什麼給你高薪？(20)

 

（底薪加獎金的制度設計）從訪談中可以了解，科技產業人員的薪資，在公司徵才進行面議時，大多以談「保障底薪」為主，這個「保障底薪」並非我們所得知的年薪1、2百萬這麼多，我們在任何的報章雜誌上所得知的訊息，都是底薪加上額外的獎金所計算出的薪資，因此會讓人有「科技人都是超過年薪百萬」的想像。(20)

 

而臺灣科技業的薪酬制度，大多以獎金為主，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前，大多數的科技公司大多以分紅入股的方式留住人才，然而在金融風暴後，則以發獎金的方式來激勵員工。但臺灣的薪酬制度卻是無法達到科技人理想中的薪資。在獎金制度方面，也因為公司對於員工的工作能力沒有一定的評分標準，無法滿足科技人在額外的薪資方面的需求這也造成了科技人不願留在臺灣的原因。(21) 

 

受訪者A表示，所有的獎金分配，必須視公司的營利狀況分配，每個部門分配到的獎金額度也有所不同。(21)

 

受訪者A：我上次和獵頭談過一個赴中國工作的機會，去大陸合肥那邊有開發一個大型工業區，國家出資，然後開出來的年薪大概就是300到350萬左右，然後包吃、住，對，這樣子的概念，很吸引人，自然會想讓人過去那裡工作啦。(23)

 

受訪者E：在臺灣又是責任制的，什麼時候下班都不知道，加班費又少的可憐，到新加坡不但吃住等等都是公司負責，這樣對我來說當然比較有利呀。(23)

 

受訪者E也道出臺灣企業目前的現況，雖然政府有提出各項勞資雙方的薪資及休假政策，但許多企業還是會利用法律上的漏洞，讓許多科技人認為，臺灣的企業對於勞工的態度是「勞工是他們的資產」，因此對於福利、休假及獎金等等的政策，都是以公司盈利為前提做適當的調整，但這樣的決策對於勞方來說是不平等的條約，因此讓這些科技人認為，臺灣科技業不論在工作環境、薪資、福利等等待遇都不敵海外企業給的誘因，導致他們寧可赴海外就業，也不願在臺灣工作。(23)

 

受訪者F：在歐洲工作，其實雇主都比較傾向不加班，因為加班費很高，對雇主來說比較不划算，而且在這裡工作，公司的休假和福利制度都很公開透明，相較於臺灣…唉，不要被吃掉假期就要偷笑了…(24)

 

在政策研究標資料庫中可以了解，許多友善的移民政策是對於移民最直接的誘因，經由工作而獲得合法居留權的難易度，是促成移民人口成長的重要因素。的難易度，是促成移民人口成長的重要因素。根據聯合國統計2010年，全世界約有2.13億人在出生國以外生活與工作，占世界總人口的3.1%其中大約有9,000萬是經濟移民或技術移民，2005年全世界大約30個國家制定了便利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和計畫。美國移民法中明訂高技能人才和經濟移民將被優先考慮，每年批准9萬個左右的工作簽證，有14萬職業人才移民獲得綠卡，可以見歐美國家對於人才招攬的重視程度。此外，亞洲國家也在人才競賽中奮起直追，端出移民政策來吸引國際人才。2010年1月，日本法務省提出吸引外國「高級人才優遇制度」，以「積分制」來評鑑、引入人才南韓2000年開始發放「金卡」，允許外國工程師和電腦編程人員在南韓居留10年，藉此吸引20萬高科技人員以雙重國籍身份形成人才回流香港政府在2015年，進一步放寬多個專才計畫的居留條件，以引入更多外地專才赴港新加坡給予當地公司一定的財務補助用於吸引外籍人才到新加坡工作。(24)

 

而筆者上述的三位訪談者，目前都不再從事科技產業的研發人員，因為他們一致認為科技業的研發部門是一個高壓力的工作環境，所以淘汰率也比一般的職業還要來的高，在外界的人會認為，這些研發人員頂著美麗的光環，而且又有很高的收入，但實際狀況和現實的情況還是有一段落差導致許多理工學院的學生，在畢業後並非從事科技產業。(30)

 

學界和產業界交流的必要性，透過學術和產業界的交流，才能縮短新人培訓的時間，而這些新鮮人才能馬上進入職場，而面對這樣的高壓環境，自然就能很容易的適應，而不會有剛到部二、三個月，就因為不適應這樣的工作而離職轉行到其他產業。(30)(技術外流問題)擴大設廠的美意，成了一場間接的技術轉移的惡夢。而受訪者也表示，臺灣的科技產業的技術，大概不出3到5年應該都被其它海外公司給偷光，一但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將對臺灣的科技產業造成不利的影響，因為公司在往後所接收的訂單中，必須以削價的方式來和其他公司做競爭，這樣的競爭方式才能讓公司獲利，但其獲利的幅度也相對減少，這也間接的壓縮到這些研發人員的薪資，企業只能以當年度盈利的金額，給予員工額外的獎金或加薪。受訪者也表示，即使幸運的被競爭對手的公司以高薪、高待遇的方式挖角到他們公司，其公司也會用盡一切方式，要求這些來自臺灣的工程師將前公司所學得的技術傳授給公司的其他研發人員，或是競爭對手發現設廠在海外的企業的研發人員，有他們想要獲得的技術，他們也會用金錢或是分紅的方式，向這位研發人員購買他們想要的技術，而臺灣科技業的高端研發技術，就此悄悄的被轉移至海外。(34-35)

 

從這件事就可以知道，臺灣的科技產業要有一個完整的供應鏈，才不會受制於人。(36)

 

學者田畠真弓表示「僱用優秀的外國人才，是有效取得國際技術移轉和獲取新知識的方法」田畠真弓;2017))，由此可對照筆者和訪談者的對話可以證實聘用外國人才是取得技術最快、最有效的方式，而產業外移就是如此，因為產業外移必須把一些較低階的技術帶至海外，而在這過程中，我們自己轉移多少技術，是無法用數據化來衡量的，但當時間一拉長，發現投資國家出現了和我們國內有所雷同的產業後，這其實也是悄悄的在警示我們，我國科技產業的技術是否也連同被吸收了，這是我們必須要去關注的問題。(37)

 

（家族企業的顧問的問題）受訪者E：只要是台式企業或是公家機關，都有那種官僚氣息，沒關係就是有關係，因為有背景，所以說話比較大聲，他可以決定你專案是否可以執行，或是影響你的升遷、加薪；反觀外商就不會如此，上與下之間的關係不會這麼的緊張，而且任何時事都有可以商討的空間，只要是為了公司的營運好。
再從受訪者E的訪談可以發現，這些公司顧問，實際上並沒有參與公司的運作，但他們卻握有公司各項的決策的決定權。一旦決策者以喜好的方式來決定各項決策，這將造成許多錯誤的判斷，而階級也可能會造成公司氣氛不佳，而導致科技人不願待在臺式公司中，因為部屬與上司之間的關係如果沒有處理好，可能會讓自己的專案或是研發出的新商品無法量產。

 

（工研院的技術跟不上產業趨勢）從訪談中可以知道，工研院目前的技術已和業界的技術有一段落差，從中可以了解到，工研院似乎和業界已經產生了「脫鉤」的現象，這其實也在警戒我們，如果國家機器再不介入，政府的研發團隊和業界的間的距離將會越離越遠，當初工研院的設定是在吸收各國的新知識，將其新的技術和知識擴散到業界，但是現在工研院內部收接收到的新知識，卻遠比業界還要晚5至7年，國家機器在業界上沒有何的影響力時，要推動任何新的創新的研發或是產業轉型，都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事，因為業界沒有領頭羊帶者大家往前走，也讓企業限縮其能力，自然而然造成企業對於產業轉型會有極大的存疑，因為產業轉型要花費許多的資金不一定能馬上回本，而造成大家就會趨向保守的一方，覺得以削價競爭的方式來提高公司的盈利，以維持公司的運作，間接的變成了產業上的惡性循環。(44)

 

進一步閱讀：

林宗弘、胡伯雄，2017〈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

果〉。台北，《未竟的奇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李宗榮、林宗弘，2017〈「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

濟社會學〉。台北，《未竟的奇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許麗敏，2014〈台灣電子工程師赴新加坡工作原因分析〉。南投，暨南大學

南亞研究所學位論文。

黃漢華，2017〈連年缺工7000人，竹科人怎麼解〉。台北，遠見雜誌。

劉正、ArthurSakamoto、蘇國賢，2017〈當代資本主議社會中的剝削情況：

以台灣製造業為例的實證分析〉。台北《未竟的奇蹟》，中央研究院社

會學研空所出版。

謝斐宇，2017〈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台灣中小企業的轉型，1996-2001〉。

台北，《未竟的奇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田畠真弓，2017〈產業浪人：日本科技人才遷移到台灣的過程〉。台北，

《未竟的奇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Fraser, G. (2013). Redeeming Nietzsche: On the piety of unbelief. Routledge. (上)

 Fraser, G. (2013). Redeeming Nietzsche: On the piety of unbelief. Routledge.

雖然尼采想像救贖是透過某種近乎超人的英勇肯定行為達成的，對生活的所有恐怖充分地說「是」，但事實是，尼采對恐怖、苦難乃至虛無本身的概念，都是舒適的中產階級的想像。 (2-3)

如果要將尼采作為神學資源，我認為基督教神學家首先應該著手駁斥他（最好是用他自己的條款）。為此，我們必須更好地理解他。 (23)

尼采無疑是個無神論者 - 我的問題將是：他是哪一種無神論者？ (30)

我的回答大致是，尼采用他路德派虔誠的本能接近「上帝」這個問題。我會建議從這個角度看，神學的「第一問題」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類似於「我們如何得救？」實際上，我希望展示尼采如何著迷於救贖問題，他的許多作品都在嘗試揭露基督教救贖論的病理，並重新創造一個截然不同的救贖計劃，這個計劃與其基督教源頭不同，導致真正的喜悅。將尼采對救贖的關注置於他思想的中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釋為什麼在尼采認為上帝已死之後，他仍繼續使用基督教的思想和圖像。上帝的死並沒有結束尼采對基督教神學的關注，因為對於尼采來說，上帝的死正是使救贖成為可能的事情。救贖緊隨上帝之死而來。因此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一個偉大高潮中宣稱：「我們否定上帝；在否定上帝時，我們否定了責任：只有透過這樣做，我們才能救贖世界。」16 而在試圖描述這種救贖的本質時，尼采一次又一次地尋求基督教的意象，正如人們在試圖闡述救贖的說法時所做的那樣（即使是一個「無神論者」的說法）。 (30)

對於洛克來說，哲學家和狂熱者之間沒有和平可言。他的哲學語言在某個層面上是特別設計來排除狂熱者的虛假論點。我讀尼采的方式是，他是一個狂熱者，儘管是無神論者。這就是為什麼在許多哲學家中造成了對於洛克來說，哲學家和狂熱者之間沒有和平可言。他的哲學語言在某個層面上是特別設計來排除狂熱者的虛假論點。我讀尼采的方式是，他是一個狂熱者，儘管是無神論者。這就是為什麼在許多哲學家中造成了困惑。 (30)

為了建構尼采智識形成中神學影響的圖景，我將專注於兩個領域。首先，我將探討馬丁·路德，特別關注他的作品中塑造尼采智識世界的幾個特點。我將論證，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路德的稱義神學構成了尼采神學範式的基礎。雖然如此，尼采自己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孩子和年輕人所遇到的路德主義，與路德本人所信仰的實際上非常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幾乎是相反的）。因此，其次，我將探討虔誠主義在尼采神學想像形成中的重要性。當然，作為一個相當博學的知識分子，尼采對其他神學影響持開放態度，實際上在他晚年，他越來越迷戀羅馬天主教靈性（儘管這可能與尼采對所有南歐事物的愛有關，尤其是氣候，而不僅僅是某種特定的神學興趣）。儘管如此，我將論證路德和虔誠主義是塑造尼采對上帝問題的方法和理解的最活躍力量。 (32)

正如查爾斯·泰勒反思的那樣：「柏拉圖的作品應被視為一個重要貢獻，對於一個由理性和反思的道德取代行動和榮耀的道德的長期發展過程。」2 當然，行動和榮耀的道德是危險地平衡在命運的刀鋒上的。（可以公平地說，尼采試圖顛覆柏拉圖的不是在海德格爾堅持的形而上學領域，而是在這裡。尼采顯然想要我們回到行動和榮耀的道德。）(46-47)

那麼，為什麼人類的存在如此悲慘呢？值得注意的是，叔本華的答案與柏拉圖的完全相同：因為時間和變化。叔本華評論道：「時間使我們手中的一切都變成了虛無，並且失去了真正的價值。」8 人類生活在不斷的不安中，他們努力實現目標，但在實現後並不滿足，反而還有更多目標要追求。實現欲望目標的滿足感僅僅是一種幻覺，因為實現了欲望的結果是無聊。因此，人類被困在欲望與失望的無情循環中。(50)

另一方面，對於康德來說，本體是一個簡單的限制概念，代表了我們能夠想象的邊界。而叔本華則試圖證明本體的本質是「意志」，一種統一且無所不在的力量，賦予萬物生命。重要的是叔本華堅持本體是不分化的，本質上是一體的。因此，叔本華不僅將終極的形而上學實體稱為「意志」，還稱之為「原始的統一」。(51)

叔本華指出，在這樣的美學沉思行為中，時間靜止了，特殊的事物被賦予了普遍的意義。我們雖然是暫時的，但從個體化和時間性的絕望情況中解脫出來，並提供了與事物的終極本質合一的感覺。有趣的是，對於叔本華來說，藝術執行的功能與禁欲主義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叔本華像尼采一樣，最重視音樂這種藝術形式。對叔本華來說，音樂的特殊價值在於它完全不具代表性，它不依賴於現象世界作為其主題。音樂有可能直接表達本體。 (52)

《悲劇的誕生》是尼采最不具諷刺性的作品。直到後來，他才將諷刺發展成為他修辭技巧的一個重要方面。整個段落，遠非使狄俄尼索斯與被釘十字架的耶穌疏遠，實際上鼓勵了比較。狄俄尼索斯的出現正是基督教想像中基督勝利的第二次來臨的方式。尼采借用基督教意象是在強調他的救贖意圖。 (56)

叔本華指出，在這樣的美學沉思行為中，時間靜止了，特殊的事物被賦予了普遍的意義。我們雖然是暫時的，但從個體化和時間性的絕望情況中解脫出來，並提供了與事物的終極本質合一的感覺。有趣的是，對於叔本華來說，藝術執行的功能與禁欲主義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叔本華像尼采一樣，最重視音樂這種藝術形式。對叔本華來說，音樂的特殊價值在於它完全不具代表性，它不依賴於現象世界作為其主題。音樂有可能直接表達本體。(52)

《悲劇的誕生》是尼采最不具諷刺性的作品。直到後來，他才將諷刺發展成為他修辭技巧的一個重要方面。整個段落，遠非使狄俄尼索斯與被釘十字架的耶穌疏遠，實際上鼓勵了比較。狄俄尼索斯的出現正是基督教想像中基督勝利的第二次來臨的方式。尼采借用基督教意象是在強調他的救贖意圖。(56)

《悲劇的誕生》顯然是在一個基督教信仰邊界相當模糊的氣候中寫成的。尼采對基督教意象的運用，然而，不僅僅是單純的折衷主義；如果一個人關心描述人類救贖的可能性，基督教的語言顯然是一種很容易使用的語言。絲克和斯特恩評論說：“他可以避免討論基督教，但他無法避免闡述狄俄尼索斯，而那裡他年輕時的宗教總是可能出現。”(58)

在這個新世界裡，藝術仍然在表達人類救贖方面扮演著核心角色。然而，已經消失的是藝術必須在某種意義上模仿現實的想法。藝術不再覺得必須模仿外在的現實；它現在可以為自己創造替代世界、替代現實、不受「真實世界」感覺限制的替代價值觀。正如在視覺藝術中，藝術變得非具象化，鼓勵觀眾不是作為對現實的更或少準確的複製品來欣賞藝術作品，而是作為完全不同的東西，為自己創造一個新世界。這是尼采在他的救贖學發展中尋求表達人類救贖的新模式。(69-70)

尼采在這裡執行一個複雜的平衡操作，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正如我已經提到的，尼采對於講述某事為「真實」意味著什麼並不感興趣。那麼，對於真實是被製造還是被發現的所有這些複雜性又怎麼樣呢？我認為這種複雜性是由尼采表達一種不屈服於錫倫智慧的人類救贖感所產生的，這將是真實被發現的結果，也不是一種轉入幻想和否認的結果，這將是假裝錫倫智慧不存在並相信自己可以簡單地構建—創造—更令人愉快或啟發性的替代真實、替代現實的結果。這是尼采救贖方法的雙重困境。他的答案是試圖在發現的真實和創造的真實之間保持平衡。(71)

[摘要] 公正價格的政治與倫理 Luetchford, P., & Orlando, G. (2019). Introduction–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Just Price: History, Ethnography, and Critique. In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the Just Price: Ethnographies of Market Exchange (pp. 1-25).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Luetchford, P., & Orlando, G. (2019). Introduction–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Just Price: History, Ethnography, and Critique. In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the Just Price: Ethnographies of Market Exchange (pp. 1-25).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1.價格引發了政治和道德問題，這些問題最終都是正義問題，因此我們為該書定了標題。

 

2.換句話說，在什麼基礎上、在什麼情況下，一個價格或實際上任何 價格可以被認為是可接受的、適當的或公正的？

 

3.從某種意義上說，價格構成問題代表了等比問題的延伸，因為構成價格的許多隱藏部分有效地增加瞭如何將其數字（貨幣）價值與現實世界中的物體和行為適當匹配的問題。

 

4.後者的解釋似乎特別相關，考慮到亞里士多德非常重視保持傳統社會角色。因此，假設他偏好一種「社會關係、價值體系和對他人的認識先行並為交換設定條件」的方法並不是不合理的（Gudeman, 2001, p. 62）。這種經濟觀基本上是現代觀念的反面，在現代觀念中，交換雙方被認為是非個人化的；但正如我們下面將看到的，社會關係應決定交換條款的想法遠未消亡。一個對於認為公正價格可以通過比例來確立，因此可以簡化為公式的觀點的另類方法是，相信金錢本質上無法作為公正交換的媒介，因為品質無法簡化為數量。這裡我們看到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對立。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等價換算和公正價格在邏輯上變得不可能。

 

5.在他對定義問題的深入討論中，湯普森同意道德經濟學描述了經濟關係是如何根據非貨幣規範來調節的（1991, p. 340，參見Carrier, 2018），並且它關注的是「不平等互惠的社會辯證」（1991, p. 344）。這推導出一個預設社會緊張的定義，或用他的術語來說，「階級關係如何被談判」（p. 344）。換句話說，道德經濟學是一場政治鬥爭，旨在回退由無限制市場產生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價格（Polanyi, 1944/2001）。相反地，它也涉及通過持續的互惠和持續的社會義務來建立公正的價格。雖然這使得公正價格成為問題並允許爭議，在下一節中我們將探討公正價格的政治和倫理中更深層的緊張與矛盾。

 

6. Gudeman關於價格迷戀的論點與邊際主義者的看法並不完全不同，儘管他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對效用和理性偏好的不成立假設（2008, p. 53–54）。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市場製造價格，就這樣。至少在理論層面上，了解為何或如何是不可能的。Gudeman建議我們可以做的，是觀察如何在實踐中實現等價換算。我們應該顛倒問題，假設事物在創建彼此關係之前是不可比的，而不是從兩大現代主義方法共有的假設開始——交換之前存在一個共同的度量標準——相對偏好或勞動價值——使事物可比。即「市場等價換算在交易中出現，我們使用一個傳統的尺度來標記他們的關係。市場等價換算是事後的記錄」（2008, p. 52）。換句話說，「交易行為創造了比較的必要性」（p. 54，參見Gudeman, 2016, pp. 110–112）。

 

7. 因此，象徵價值可以被理解為既存在於貨幣價值之外，也存在於貨幣價值之內。在這方面，區分象徵價值和象徵資本或許是有用的。例如，畢卡索的作品具有超越的象徵價值，因為它是由天才繪畫並具有美學品質而無價，但那價值也轉化為貨幣價值或象徵資本（Bourdieu, 1977）。「小農」的概念可以喚起資本之外的象徵和意識形態空間，同時又可以作為行銷策略轉化為象徵資本，例如在銷售公平交易咖啡時（Luetchford, 2008）。

 

8.作為人類學家，我們必須關注不同文化中人們接受價格的實際方式，當價格被視為代表物品和行為的價值時，以及當它們不被接受時的抗拒。在此過程中，我們需要理解導致談論「公正」或「不公正」價格的文化評價，作為社會協商和視情況而定的過程，這些過程在特定的關係和權力配置中出現，從地方到全球。這些談判是通過市場的社會結構和形塑交換的文化形式和觀念而成為可能。本卷的貢獻者都以不同的方式闡釋了這種社會和文化框架如何在價格的構成中實現，通過規範定價的機構，市場及買賣雙方的互動，將兩者聯繫起來的社會網絡，以及將特定生活領域與市場定價分隔開來的價值觀。

［摘要］跨越國族，成為工人：營造業勞動過程中的原住民勞工與移工

 

［摘要］跨越國族，成為工人：營造業勞動過程中的原住民勞工與移工

 

資料來源：羅萱。「跨越國族，成為工人：營造業勞動過程中的原住民勞工與移工」。碩士論文，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含碩專班)，2022。https://hdl.handle.net/11296/p44ggd。

 

1.「原住民勞工從事營造業的比例較全體民眾高，在從事 的職業中，也多從事底層勞動的技藝人員、機械操作員與基層技術工。對照引進 移工以營造業與製造業為主，並且用以補充底層勞動力，因此可以看出原住民勞 工與移工在從事的行業、職業上有相當重疊，這首先是原住民勞工與移工被視為 對立關係的前提。」(13)

 

2.「全體民眾從事營造業與製造業的平均薪資，較原住民為高；而原住民勞工從

事營造業與製造業的薪資，又相較移工為高。在工時部分，可以看出移工工時較

原住民為高，無論在工資或工時，移工的勞動條件都較原住民為低。在此可以看

出原民勞工與移工被視為對立關係的第二層次：即原住民勞工處在勞動條件低於

全體民眾的情況，而移工作為勞動條件更低的勞工，看起來更對原住民勞工僅有

的工作機會具有威脅。」(14)

 

3.（民族主義如何成為階級支配的遮掩手段）「國族作為模糊階級衝突的手段，發生在三個層面：首先是以國族消弭內部差異，通常用以國族為界、對抗其他國族的情況；第二是以國族運動為界，掩蓋階級問題，出現於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利益的情況；第三則是即便是回到工人階級內部，為了撕掉「危險」的標籤，試圖成為「公民」以合理化抗爭論述，以國族為界的勞工運動亦會發生。若以台灣作為分析場域，資產階級、原住民族勞工、移工個處在何種位置，對應其使用何種論述或被論述成什麼。上述幾種模糊階級矛盾的手段，提供我們去思考各方呈現、是否呈現相關論述代表的意義。／／台灣一方面作為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半殖民國家，受到帝國主義發展形成的東亞經濟結構而得利，一方面承載了過去帝國的意識，以次帝國之眼觀諸東南亞國家，將本國經濟發展視為「奇蹟」，使台灣移民政策在面對東南亞藍領階級時，顯現出了種族主義的真面貌。這使我們能更深刻的分析，所謂原外勞對立關係的「假像」：一方面來自帝國之眼的承襲─以國族消弭內部差異以對抗其他國家，一方面又利用國族掩蓋了階級衝突，有時候甚至由勞工運動展現。既然對立是被塑造出來的，那是利用什麼方法？從台灣的移民工政策與階級主義的聯合作用，我們可以看到移工如何被落入更底層的位置，形成勞動階級的內部差異，而這些差異反而被用來做為勞勞對立的論述。」(29-30)

 

4.研究方法：為「聯合報系報紙標題索引資料庫」，「新聞知識庫 2.0」「立法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七名受訪者 (34-35)

 

5.移工與營造業「移工大量進入營造業，除了是營造業本身的成本壓低、工期壓力與比賽遊戲，相關的風險也被轉嫁到工頭身上，受訪者也提及要是被抓到罰的金額不小，但比起工期壓力，仍必須聘用。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主要是大量缺工時，無論營造公司、帶班的工頭，會想辦法爭取移工，這事實上與媒體所建構的「搶工作」論述有所不同，是營造業的市場性質一步步造成的結果。」(74)

 

6.營造業作為高風險的賭博「許多文獻以「賭博」來形容營造業的承包方與發包方。作為同樣參與這場賭博的勞方與資方，勞工明顯屈居劣勢。蘇宜士（2005）指出勞資雙方賭本的不對等：「在「賭本」方面，資方賭的是「有價的」利潤與責任，而勞方賭的是「無價的」安全與生命。」（蘇宜士，2005：110）。但相對高的工資仍然吸引許多底層勞工投入，而以之換取金錢的便是安全與生命，勞資兩方處於極度的不對等。由此觀之，不難理解為何原住民多看似「喜愛從事」營造業，移工又冒著被遣返回國的風險「逃」進營造業：實際上是營造業以較高額的工資掩蓋了實際上資方應擔負的風險，將之轉嫁給底層的勞動者。」(76)

 

7.原住民「二、喜愛營造業還是不得已的選擇？」「因就業機會不多、資訊限制而經常隨著親友的人際網絡進入營造業，卻被政府塑造為原住民喜愛從事營造業，這與以東南亞國家經濟程度合理化其低落的勞動條件的方法如出一轍。而國家制度與營造業的勞動體制，聯手將底層勞工推到第一線承擔身體與市場的風險，並以相關政策制度進行填補所需勞力的再生產，再以民族性合理化其剝削行為，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正是營造業的體制與政策將勞工雙雙置於風險當中。」(80)

 

8. 不投保與資本家的風險轉嫁「可以看出不投保的原因，與營造業的成本壓低導致下包節省費用、工作流動率高，以及原住民族的經濟問題相關，甚至因為不願服膺繳稅、所得計算等制度選擇自願不投保。此也可以看出營造業相當程度具有法規管制外的灰色地帶，這使得許多需要工作收入但又受到法規管束的底層勞動者，選擇從事營造業。也有受訪者提及，若薪資足夠高，勞工也會傾向選擇工資較高但沒有勞健保的工作機會，此可以看出隱藏在高額工資之下的風險轉嫁」(82)

 

9.移工的策略「對移工而言，「往上爬」的方法，除了「逃跑」以外，另一種方式則是與台灣人結婚，部分工種技術較困難（如電鍍工），必須考取執照才得以工作，若移工能取得身分證，有較長的時間學習技術，才有機會考取執照。」(87)

 

10.如何往上升（原住民的認知，需要資金與交際）「我們原住民要當代工頭之上的老闆，就是差在溝通跟交際方面，他沒辦法去突破那一層，當不了老闆，而且他的資金跟交際都不夠。當初我在當老闆的時候，我在當那一層的老闆，不是代工頭，上面那一層的時候，就是因為資金不夠，交際什麼都夠，跟老闆什麼都夠，就差在資金，原住民最主要的兩個沒辦法突破，就是資金跟交際。（受訪者 A，阿美族，代工頭）」(87-88)

 

11.工人非全然相互區隔的僱佣關係「雖然工人階級內部有工種、技術難易度以及職位上的細緻差異，但工頭與工班並非相當分界明顯區隔的僱傭關係。反而因著工作所需的相互協助，延續著工作上的身分，在工作以外的情況下仍予以照顧。」(89)

 

12.（語言、情感與生存）「為了確保工作，無論是移工、原住民，底層勞動者經常必須學習上層階級使用的語言等廣泛層面的溝通方式，即便是帶領的領班，也為了工作必須向移工學習他們國家的語言，利用交陪的方式，此為底層勞動者的互利共生：並非完全採取單向的命令式溝通，而須建立在勞工階級內部的相互協作，溝通才得以建立。雖受訪者用「討好」一詞來形容接近移工以便學習語言的過程，但一方面透過語言的學習獲取工作機會，一方面則透過這種關係的建立，勞工階級內部得以往共同的利益前進，即完成工作以獲取薪資。同時，也因為語言相通建立了情感。」(91)

 

13.轉包制與剝削關係「營造業的發包流程，是由營造廠向業主承包工程，將工程發包給不同單位，光是轉包而非實際施作便有利潤，反而是下層承包廠商，利潤被層層抽走而僅能利用有限的成本施作。層層轉包不僅隱藏了雇傭關係，也因為不明確的僱傭關係、對底層勞工而言，掌控度相對高的勞動現場，使勞工產生「小頭家」的自由意識。雇傭與剝削關係被隱藏起來，使得移工容易作為勞動條件受影響的代罪羔羊。」(93)

 

14.代工頭作為底層中間人的特性（夾心餅乾特性）「代工頭雖然做為工班的領導人，但事實上處在營造業的底層位置，同時具有小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特性。除了必須與上層的模主接洽、打好關係；同時必須了解如何施作、分配工作並與自己的工班培養良好關係以順利完成工作，更受到工期與進度落後或施做問題所必須扣工程款的壓力。一方面可以看到工頭等領班職位的勞工，必須仰賴上層，也必須與下層的勞工打好關係，尤其工人通常都與領班接洽，不會受到更上層的發包者指揮，工頭或領班成為工人主要接觸到的領導者。原住民的工班組成也經常透過親友聯繫組成。綜合來看，層層轉包、上層與工人之間依靠工頭的聯繫，以及工班組成許多為親友等因素，雇傭關係有時並不那麼明確。／／代工頭與移工的雇用關係，若面對薪資、工程進度層次，也會顯露出來。領班或代工頭具有撤換移工的權力，同時具有工程進度的壓力，為求工程進度，若移工不配合，只能跟公司要求撤換，若有逃跑情形則須與公司報備。」(93)

 

15.移工與原住民的多樣的互動關係，時而搏暖，時而支配「原住民領班本身具有的撤換、管理權力形成與移工的權力位階，雖平時與移工會試圖拉近關係，但雖同為勞動階級，近似雇用關係的實質又在此時會顯現出來。即便是看起來具有優勢的原住民勞工，面對移工也並非處於完全的上對下位階。在工地做工的時間長短、空降領班等因素，也會影響原外勞的互動關係。可以看出原住民與移工作為底層勞工，如何相互扶持、制約，形成的多樣互動關係。」(95)

 

16.擬似自由意識「工班的組成、發包仰賴親友等人際網絡以及互相配合的關係，結合營造業的層層外包與風險轉嫁，以及勞動現場「自由」、對勞動過程的掌握產生的虛擬的自由意識，勞雇關係的模糊因此被強化，上層對下層的壓迫也就被隱藏了起來。」(97)

 

17.（移工作為加派人手）「對固定以原住民勞工為組成的工班而言，移工較類似於加派的人手，因應工期壓力而另外調派的人員，與自己的固定工班團體有所差異。／／…對固定原住民勞工的工班來說，移工既有外調、補充人手的性質，又因為其 外來的非法身分可能因為被遣返而影響工程施作，而傾向於與較有不確定性質的 外調人手保持距離。」(98)

 

18.國族不見得是階級差異主要因素「在營造業中，國族可能並非完全主導階級內部差異的因素，對時時在工期壓力下的領班而言，對工作的掌握程度更加重要，雖有階層差異，但這種差異，可能一部分是建立在生產過程中的位置而非國族之上，這裡打破了過往完全以國族為勞工階級內部分界的印象。」(100)

 

18.位置與技術可能比起國族影響階級態度更多「相較外部所建構的國族矛盾，本文認為，在勞動現場生產中的關係的位置（基層勞工或管理者）、以及完成商品（建築）的這個過程累積的勞動技術，以及工作態度，相對於國族，對勞工的互動關係以及原住民勞工如何看待移工可能有著更大的影響。從受訪者的訪談可以得知，國族並非如一般主流社會所述，佔有影響其關係的主導位置。至於更細緻的技術、態度影響原外勞互動關係的程度，以及如何影響，希望未來可以做為他人繼續探究的主題。」(102)

 

19.徵用勞工時間，以避免形成共同體「無論直接或間接，營造業從工地的管理，包括分散於各個工地的勞工，經常變換工作地點與同伴，抑或住宿的區隔、對下班時間的徵用，也間接地影響到勞工對於下班時間的運用，使得勞工難以在勞動場域之外有進一步的互動。此種勞動過程中、下班時間對於勞工時間的奪取，加上語言等條件限制，同時也減少了關係建立的可能，無論是在勞動當中形成一個勞動階級的群體，或是下班時間後單純建立友誼等社會關係。受訪者指出，對管理者而言，勞工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既能避免衝突，也能減少交流以免勞工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105)

 

20.

你們像一群候鳥

從半島各國

飛越台灣海峽

來到這曾是我祖先榮耀的土地

你們像一群候鳥

從南國諸島

飛越巴士海峽

來到我還在流浪的土地

為了揮去可厭的貧窮

為了追求未來的幸福

擱置了親情，也擱置了愛情

懷抱著滿滿的希望

然而

工廠的高牆

禁錮了你們酷愛自由的羽翼

高樓的鐵門窗

閉鎖了你們歡喜歌唱的喉嚨

操勞、挨罵、受辱，甚至受暴致死

思鄉的情緒

也像絞痛心靈的繩索

聽讀著你們的詩 、歌

我懂，我痛

因為你們的今天曾是我的過去

我多想把自己放火，好讓你們多一點光亮

然而

在這塊土地上

我只是一隻小小的雀鳥

我的憐憫與同情

一點也溫熱不了你們的髮膚

來來來，來來來，姊妹兄弟

讓我們緊緊的擁抱

讓我們的眼淚，小小的鹹

為所有的悲苦盡情地流淌

讓我們的汗水，小小的鹹

為貧窮用力的奔流

讓我們的熱血，小小的鹹

為人間的公平和正義無私的噴灑

Aliyang，Aliyang*

匯流我們的血淚與汗水

匯流成濃濃的 、鹹鹹的

永遠歌唱的大海

* Aliyang 在排灣族語中有我們和朋友的意思。

莫那能《永遠歌唱的大海——獻給移工的一首詩》

79 引自〈阿能摸相（排灣族詩人莫那能）〉臉書粉絲專頁，瀏覽日期 2022/05/15本詩為 2001 年台北市勞工局舉辦「台北，請聽我說─台北市外籍勞工詩文比賽」，莫那能擔任評審，並於現場即興朗誦這首詩送給移工朋友，後稍作修訂。(資料來源：莫那能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2VfG7PTSzGEQWu7MrvvSSYDms7nRagjcZGjqC1tqR6NZakPEGjkZ2LH5jCgeMFEgl&id=396325077450081

 

21.原住民把移工當成人，但卻看不見自身被加諸的刻板印象已內化「原住民勞工回到自身的評價，把社會印象的種族刻板印象囿限自身，長久以來的剝削結合種族論述，反而使原住民勞工將民族性與被剝削的影響劃上等號。一方面可以看到原住民勞工在評價移工時，採取的是對「人」的評價，對於自身又回到對於民族的「本質化」評價，可以想見的是，若要形成集體的可能，對於民族的本質論述必須要被根本的去除。」(110)

 

22.阿美族人會類比自身70年代去阿拉伯工作的經驗來理解移工。(111)

 

23.底層情感連帶「相似的生活慣習與歷史上的共同經驗，使原住民勞工意識到移工與自己的父執輩的相同處境，同是底層勞動者的共感，使他們對於移工跨國移動、加班賺錢，甚至是「逃跑」的行為，並非完全指責、單方面的同情，而是發展出部分同理。」(114)

 

24.被剝奪者剝奪下一層被剝奪者「原住民勞工與移工在歷史脈絡與處境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可以說此種對於底層勞動者的剝削在幾十年間不斷的重複與再現，對象只不過由原住民勞工逐漸的過渡至移工。勞工之間並不是單純的零和關係，移工的苦難並不表示原住民勞工將擁有更好的未來。如果將矛頭指向移工，顯然完全無法解決真正的剝削問題，可以預見若是不認清這個事實，未來也只會再出現下一批被剝奪的對象。」(117)

 

25.團結的可能，林富美(2002)的報業研究

 

26.民族主義與階級鬥爭的關係，究竟為何？（整合，或者排除？）(p.124)

 

27.留意國族情感的操弄，看清隱藏在原住民身分背後的結構問題。(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