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 社會學本土化－對觀察架構的觀察與社會學教育

2011.7.11

　　
　　針對社會學本土化的討論已汗牛充棟，本文企圖對近年來台灣社會學本土化的文獻進行觀察，觀察各文獻的觀察架構。本文簡介近兩三年來社會學本土化的相關討論，最後再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我認為，連結社會學本土化與社會學教育議題，也許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方向。

        我們從葉啟政提出的觀察架構開始。葉啟政從學術「中心」與「邊陲」的對章出發，認為「本土化」是種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實踐，是彰顯人們的身心狀態，並且形塑特殊觀點與立場的有效策略。(葉啟政, 2001:101, 2009:15)葉啟政認為「本土化」的首要功課在於對西方的諸多概念命題以及本土傳統的概念及命題，進行「歷史－文化質性」的反省，以重新判定其運用於本土現代的「適用性」(葉啟政, 2009:19)。葉啟政以「修養－依據」為例，與「西方」的「結構與能動」對立對話，以此作為他對「哲學人類學」預設的反省實踐。

        當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葉啟政的架構，我們將會整理出不同的結果。首先我們來觀察本土／西方與傳統／現代的架構(表 1)。在葉啟政的討論架構當中，他區分了本土的傳統與現代，但是並沒有多加區分西方的傳統與現代，這是因為西方的傳統等於西方的現代嗎？我想當然不是的。但是在中心與邊陲的架構底下，葉啟政的主要目標在於透過「本土現代」的再發現，以便回應「西方」，打破所謂的「中心／邊陲」的不平等關係，而能夠提供更多對話，與想像的可能性。就此來說，葉啟政的目標是普世主義的，希望能夠提供全人類思考文明的另類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則必須來自於對於概念與命題的警覺，以及對概念命題的「歷史－文化質性」的充分認識才得以可能。

表 1 葉啟政的觀察架構：本土／西方與傳統／現代

	本土（邊陲）	西方（他方）（中心）
傳統	本土傳統	西方傳統
現代	本土現代	西方現代

資料來源：葉啟政(2001,2009)

        就此來說，葉啟政提供了另一套關於本土化的認識層次的分類架構，這個架構是由我整理出來的。在本質上，我認為從葉啟政思考的理路來看，應該可以把葉啟政歸類為批判立場，而葉啟政也一直試圖以批判立場自居，批評國內其他學者的實徵經驗取向。葉啟政強調研究者的自覺，必須要認識到知識的個殊歷史文化質性，透過把「普遍西方」給相對化，使得「個殊在地」得以提供另類思考的可能性。但是重點不在於「另類」，而在於「思考」，在於啟發不同的想像可能。或者如葉啟政一直在追尋的，某種生命的感悟與情調。固然，人們有不同的生命情調，但是我想葉啟政始終提醒我們的，則是「反省工夫」，本土化在他看來，實際上就是在地知識分子不可或缺的知識社會學反省工夫，不論葉啟政後來指出社會學理論當中「修養」可能具有的社會學意義，或者是在學術生活當中，用「留白」來容許更多的討論與對話可能性，都在提醒我們作為一個學術人，作為一個尚未完全建立學術自信心的國家而言，是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葉啟政, 2009b)。

表 2 經驗實證與批判立場之比較(葉啟政與楊國樞)

	經驗實徵(楊國樞)	批判立場(葉啟政)
方法論	本土契合性	研究者對自身的自覺
認識論	知識具普遍性	知識具有個殊的歷史－文化質性
存有論	實質論(substantialism)	尋找社會存有哲學基礎，以例外提供另類思考可能

整理自葉啟政(2001,2009a)；參考湯志傑(2008:555)

        針對葉啟政的相關討論，鄭祖邦與謝昇佑(2009)認為葉啟政之所以強調本土化議題，在於追尋學術主體性與自主價值。進一步來說，鄭與謝兩人認為，葉啟政的本土化論述，與韋伯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相呼應。兩人指出「研究者並非不帶價值，而是要去選擇、認識與反思自己研究的價值基礎」，並作出決斷，進行選擇(鄭祖邦與謝昇佑, 2009:308)。最後，兩人在文中提出「葉啟政主義」的概念，以此作為本土社會理論建構的反思性的起點，譬如說開設「台灣的」社會理論家相關課程以及鼓勵相關碩博士論文研究，冀望「台灣」社會理論，不只是一個地理位置的指示詞而已，而是一個由自主價值所形成的理論視野(鄭祖邦與謝昇佑, 2009:310)。

        鄭與謝兩人對於葉啟政的工作甚為肯定，但是我們如果回到葉啟政本人對於台灣社會學理論發展的評價來看，似乎過了近十年，台灣的社會學理論除了葉啟政一支獨秀之外，似乎沒有其他的進展。在謝國雄所編的《群學爭鳴》一書，或者是台大社會系所編的《台大社會學文選：回首五十年》來看，似乎台灣的社會學理論發展是「留白」的。葉啟政指出，台灣地區的社會學理論發展有三項趨勢是明顯的：

第一，就在檯面上的社會學者而言，嚴格來說，幾無具原創風格的「理論」家。有的只是專研、論釋西方社會理論家或理論自身、或對西方理論有興趣、或本身教授理論的社會學者。他們是圈內廣義界定的「理論」家。第二、對學習與移植西方理論，已由單期的單元線性替代模式變成今天的多元並存模式，且學習已由美國壟斷變成歐陸為主的多元格局。第三、社會學圈內「理論」傾向濃厚的，大體而言，以三十歲年輪尚在研究所求學階段的一代為多。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知識很多來自自學，而不是來自他們的師長。(葉啟政,  2001:99)

葉啟政認為學院對這些理論新血的重視不足，另一方面學院過份固著於經驗表象，這都造成了台灣社會學發展的阻礙。社會學本質上並不是中立的學問，透過「本土化」的反省，指出西方主流的「例外」性質，深入到「哲學人類學」上的探討，這是創造具有特色之「理論」的有力策略(葉啟政, 2001:101)。當然，葉啟政補充道，從事實際經驗實證的研究，也是築構具本土性之「理論」的必要條件(葉啟政, 2001:101)。

        關於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葉啟政談論本土化時，他所在意的兩個面向，一是理論生成與傳承的制度條件問題，另外一方面則是理論創新的問題。讓我們先從後者談起，楊弘任(2009)以概念層次為標準釐清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三層意涵：研究現象的本土化、研究概念的本土化、研究典範的本土化。楊弘任認為目前「本土化」的爭議主要發生在「研究典範的本土化」這一環節。首先要追問的是「有沒有本土典範存在」這一回事，透過指出歐洲的社會科學自始即是「多典範」的，點出了以東西方作為比較框架，可能犯了把東方以及西方都當成同質的典範的謬誤(楊弘任, 2009:369)。楊弘任援引傅柯的後啟蒙觀點，指出啟蒙或批判乃是尋找逾越的可能性，以此視界來理解「本土化」，那我們可以將本土化理解為「所有的知識應該是站在邊緣位置上探詢知識邊界『逾越的可能性』。(楊弘任, 2009:371)」換言之，他認為「本土化」是一種策略性的遊戲，「透過借用西方的內省趨勢，以本土化來提供全球性的另類典範可能出路。(楊弘任, 2009:371)」楊弘任透過「地方知識」與「個人知識」的討論，來落實葉啟政對於「哲學人類學」探索的追尋(楊弘任, 2009)。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楊弘任提出的架構，我們可以提出幾個問題。首先是典範問題，如果有多重典範，那典範之間究竟是不是可以共量的？可共量的典範會不會是一種霸權？是誰共量誰？典範是個理解「本土化」的恰當概念嗎？當「典範」概念本身就充滿歧異性的時候，引入「典範」概念真的恰當嗎？孔恩用「社群」與「典範」來相互定義，但是對於社群如何形成，著墨有限。(孔恩, 2004)但是姑且不論「典範」這個詞可能具有的爭議，如果我們把楊弘任的架構，拿來理解湯志傑與黃厚銘之間對於本土化取徑的討論，倒不失為一個明晰的架構。

        簡單的說，黃厚銘認為，不論謝國雄或是湯志傑，都侷限在經驗層次上進行本土化，而未能及於後設層次的思考。換言之，從楊弘任的角度來看，謝與湯兩人都可歸類於研究概念的本土化，尚未及於研究典範的本土化(黃厚銘,2010，楊弘任, 2009)。換言之，黃厚銘想要指出，在謝國雄的《群學爭鳴》以外，社會學理論，乃至社會哲學、哲學人類學層次的後設討論，對於社會學的貢獻會是更核心的(黃厚銘,2010)。

        關於黃厚銘的批評，多少有些道理。但是在實務操作上，如同葉啟政(2001)對於台灣社會學理論發展的憂心，制度的條件是否容許國內學者進行如此後設層次的討論，情況並不樂觀。湯志傑指出本土化的雙重危機：空洞的國際化與沒有判準與累積的本土化(湯志傑, 2008:616)。另一方面，國內學界也必須找到學術社群能夠暫時接受的共有價值，促進討論與對話，方才有進一步的發展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湯志傑雖然用「功能／成效／反省」以及「結構的／實質內容的／理論的本土化」兩大架構來討論本土社會學的傳統，在討論1995年前的時候著力甚多，但是在1996年後的討論，則僅是點到為止。不知道是因為資料太多，但是因為學界的潛規則或權力問題，使得討論沒有辦法落實在文章一開頭所接櫫的「實質的」研究課題，不得而知。湯志傑隱晦地提到社會學界內部既是欠缺整合的學科，也是欠缺連結的社群，指出社會學界缺乏一套外顯的、一致認可的評價標準，以致於優秀的社會學者的判準被簡化等同於國際發表(湯志傑, 2008:618)。對於湯志傑來說，核心要務在於建立健全的本土研究傳統，奪回社群鑑賞品味與標準的權力，以此建立場域自主性(湯志傑, 2008:621)。從上述的討論來看，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也是台灣社會學的學術自主性問題。學術自主性的層次，可以分成國際／國內，國內政治／國內學術，學術內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三個層次。

相較於上述的討論，陳東升則以「國家權力、公民社會、經濟結構的階段性轉變，來討論不同歷史分期的台灣社會學發展狀況」(陳東升, 2010:2)。陳東升透過引文分析法指出1987年以後，社會學的研究與公民社會相關穿透(陳東升, 2010:21)，指出社會學的公共面向。在國際化的議題上，陳東升(陳東升, 2010)認為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必須思考到台灣社會變遷的內部與外部的社會作用機制，即在全球化的條件底下，必須要賦予新的意涵，可以彰顯台灣社會現象的獨特意義，或尋求區域共同性的解釋、或者是要將在地與全球的作用機制連結在一起都是可能的選項」(陳東升, 2010:26-7)。從陳東升的討論來看，本土化實際上出於尋找學術發展可能性的思索。社會學本土化的議題必須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經過了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觀察。「本土化」議題的切入面向眾多，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於「學術人對存在處境的焦慮」。這份焦慮可能來自於國際學術邊陲位置的焦慮，也可能來自於國內學術邊陲位置的焦慮（學生可能會問唸社會學系要幹嘛？換言之，即社會學的場域自主性尚未確立，不只學界內部無一致共識，社會學的專業性至今還不見為社會大眾所知）。在這個情況底下，本土化的論述作為一種「反省」、作為「知識社會學」、作為「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就成了邊陲的知識分子必須優先思索的問題。但是邊陲中還有邊陲，狹小的學術圈，因師承或者留學國習得的判斷與價值，因此學術圈內又分成理論派與經驗研究派，又或者後設反省或者經驗實證派，又或者質化派或者量化派。換言之，本土化論述也應該視為學術政治的一部分。雙方透過質疑對方的論述不夠本土，或者沒有辦法符合自己的標準，相互攻訐，以此確立學術正統。

        蘇國賢(2004)指出國內社會學者的分裂現象，同時也指出了台灣學術社群的挑戰：規模侷限、技術轉移問題，以及學術社群的誘因制度設計問題。蘇國賢也指出對於學術社群而言，討論文獻的引用與相互閱讀是對形塑知識社群的結構來說是重要的。李丁讚更進一步指出台灣社會學的隱形學群結構上有著位階差序、組織上則無聯繫的樣態下(2004)，陷入單兵作戰的狀態，缺乏集體努力的深耕。李丁讚並且指出，如果要國際化，非得借道本土化，確實掌握台灣社會的特色，方才能擁有國際化的賣點。總之，如果要確立台灣的學術自主性，贏得國際的肯定，上述學者都肯定必須從本土學術扎根。

        但是根到底該怎麼扎？上述學者，不論湯志傑、蘇國賢與李丁讚等人，皆是從學術評鑑的角度立場來立論。李丁讚(2004)提到目前的制度有如下的問題：SSCI的誤用與濫用、學術書籍未經過審查，良莠不齊、對TSSCI不夠重視、不重視中文的文獻回顧、專業社群之間的隔閡，缺乏分工與合作，僅靠單打獨鬥、以及學術社群差序位階其中象徵暴力與權力結構的運作。湯志傑(2008)不只指出了空洞的國際化的問題，也多少點出了國內博士班未獲得足夠重視的問題。我認為，湯志傑點到了目前學術本土化目前鮮為人提及的一點，也就是社會學人材的教育問題。

        社會學人材的教育與培養的面向，不是沒有學者注意到。謝國雄(2004)認為，「為了培育下一代的社會學家，應讓他們受五種嚴謹的訓練：深湛的學術表養、在地的關懷與問題意識、歷史的視野、比較的觀點，以及學術作為志業的許諾。」謝國雄(2004)提到可以透過開設「台灣社會發展史」建立在地關懷與問題意識、以及非英國、美國國家的國別社會學，譬如「日本社會學」、「印度社會學」等社會學作為借鏡，突顯台灣的特殊性；此外，也可以開設諸如「台大社會學」、「台灣社會理論家專題」、「台灣性別研究專題」等專論，讓台灣的學生得以熟悉國內相關著作，建立起閱讀國內相關著作的風氣，互通聲氣，以求打破學術隔閡。此外，謝昇佑和鄭祖邦(2008)也有類似的看法。

        另一方面，雖然本土化的議題喊得漫天作響，但是在學院的日常生活實作上，可能還是有所落差。大家所想像的本土化，只是寫作與發表的本土化，只是高深莫測的理論或哲學預設的本土化，但是在教學上，作為一種「訓練」與「養成」，我們還是會直接跳過本土學者相關作品，一方面可能認為學生應該有自我閱讀與尋求資料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許是因為書單會被放上網，因此教授傾向羅列英文教材，以此作為一種「訓練」。於是，教授預設學生會自行「本土化」，尤其是到了研究生的階段，研究生必須自行摸索，想辦法去瞭解「教授不會告訴我的事」。就此來說，研究生必須要瞭解，為了要生存，他必須先經過西化過程，瞭解「社會學的基本常識」，才有可能在未來談「本土化」的可能。

        但是實情是，這個西化過程，以及為什麼要唸「英文本」，而不是「法文本」、「德文本」或者是「大陸譯本」的原因，學生不見得清楚。但是作為一種訓練，對於「英文本」的閱讀似乎就成為國內教學不得不的選擇。對於那些對社會學有興趣，但是語文能力不見得好的同學，他們可能會尋找「翻譯本」，在這種情況底下，台灣社會學界的用語逐漸受到大陸社會學界的蠶食，而在學習上不加區辨，詳討概念源由及其脈絡，很容易就造成「ＸＸ資本」滿天飛，但是沒有人說得清楚的混亂情況。

我認為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不只是現代的學術社群的對話問題，還是學術社群後備軍的養成問題。換言之，從教學的角度來看，社會學本土化的議題，不該只是學術研究與發表的問題。國內學術社群未能釐清社群的發展目標，未能重視學術後備軍培養的重要性，那麼學術本土化作為一個問題，最終只會成為土洋之爭，或者點數之爭，以及資源分配的競爭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學術本土化的理念向下扎根，讓從大學部開始，就能夠對概念或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力有所警覺，而不是到了博士班才在方法論的課反省些問題，我們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另一方面，學術本土化的問題，也不只是發表文章的問題。社會學作為源於歐洲的學問，自然是舶來品，但是舶來品不見得不能落地生根，問題是，如何才能落地生根？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翻譯」問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擁有可靠的翻譯書，才能夠不用因為語言文字而阻礙了多數人學習社會學的可能性。既然社會學的巿場小，那麼就必須想辦法把社會學的巿場規模擴大，讓社會學的資訊成為公共財，取得容易。譬如說，可以把國內學有專攻的學者講課內容錄影，利用網路時代的優勢，讓更多人可以分享上課資訊；又或者學術資源，不論是書籍（專著，或者譯著）或論文，也都開放下載，真正達到學術公共化，不再只是學院裡的學生（尤其是能上大學的優勢學生）能夠接觸到社會學，而是能夠讓社會學遍地開花。

換言之，我認為學術本土化的問題，並不應該走向菁英主義，把巿場作小。而是應該向下扎根，把巿場作大，讓更多的人可以接觸社會學，甚至讓社會學可以成為高中教育的一部份。但是這些工作的確需要學界的共識，在學界被評鑑制度綁死的情況下，社會學只可能是學院的社會學，不可能「人人都是社會學家」。當然，湯志傑也許會覺得社會學界應該要成為一個封閉系統，但是社會學界不是一個系統，而是由不同世代構成的社群，如果不重視薪火相傳，最終社會學的火是會熄滅的。於是社會學界必須不斷地歷經重建、消滅、重建的無限迴圈，沒有達到學術自主的可能性。

        讓我們回到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社會學本土化是典範之爭的問題嗎？我認為什麼典範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能夠用你的話把社會現象講清楚，而且給出不同的啟發，既能夠提供你的研究對象不同的觀點，也提供給學術社群另類的觀看角度（雙重斷裂與雙重回饋）。而這些想法本身是不是能夠為我所用，以及為我所處的社群繼續沿用，成為集體能夠持續建設的目標。就此來說，我覺得應該認識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們談社會學本土化之前，社會學已經「在地化」了，馬克思講起了中文，盧曼也有了中文名字，布赫廸厄可能有好幾個譯名，Habitus也有了諸如習氣、習性、生存心態之類的翻譯。而我們的學術建制也不再依賴科舉制度，我們現在有了「社會系」、「政治系」等系所。只是我們似乎覺得這種「在地化」不夠，我們還希望能夠有所產出，我們的產出能夠一方面自產自銷，另一方面也能夠「外銷」，回饋給整個世界學術社群。

「本土化」的論述自始清末開始本身就有論戰的性格，從嚴復與梁啟超之間的論戰，從黃光國、楊國樞與葉啟政或高宣揚的討論，到近來湯志傑與黃厚銘之間的討論。「本土化」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的學術是否已經本土化」，而在於「未來我們學術工作的方向為何」。對我來說，本土化與其落在理念之爭（諸如哲學人類學或者社會學理論）、方法之爭（諸如田野研究或者是歷史研究），制度之間（評鑑制度與學術社群的互動），不如重新從「教育」層面思索，我們希望教出什麼樣的學生，學界中人希望未來十年或十五年後，他們的同仁對於學界會有什麼樣的看法，就算不在學界，也能夠帶著社會學意識，去思考所在的公司行號，如何「本土化」，我的意思是，能夠確立自身的核心價值，能夠確立未來的工作方向，能夠一代傳承一代，能夠不隨波逐流，能夠在台灣社會各角落，盡力貢獻於所選擇的事業，作為其志業。

        換言之，「社會學」可以「怎麼作」？可以「怎麼教」？從大學部、碩士班到博士班的課程，也許我們需要更多的討論與修正的可能性。碩士班唸得唸博士班，遲遲不畢業的學生大有人在。本土化討論當中最看重的方法論與理論議題，我認為在台大社會所的課程是不足的。最後也許還是得回到葉老師所說的情況，我們這一代的學生，還是得要靠自學為主。在自學的情況底下，學術能否傳承，學術社群的交流能夠透過正式管道確立，我想這都還有好長一段要走。

另外關於資格考的議題，就學術本土化來看，我們的資格考是相當國際化的。但是更細緻的來看，專業科目的移植也許可以添加更多在地脈絡的理解。關於書單的羅列，為什麼選擇這些書，也許書單的召集人可以說明出題原委，為什麼放了這本書，而不放那本書，為什麼這本書是必要的。另外一方面，針對書單的解釋，因為每個人的解讀不並相同，所以如何避免曲解、誤解、亂解，以及什麼樣的理解理路是可能的，學生與老師之間應該擁有更多的討論空間。換言之，不是列了書目，博士班的學生就能掌握社會學，「怎麼唸」、「怎麼讀」、「怎麼解釋」才是社會學的解釋，在在都需要透過學術社群的討論，來彼此交流攻錯，學術才可能進步，學習才可能扎實。在此，我認為如果本土化要落實，學術訓練要扎實，我們不能只看書目，我們需要的是制度保障的「交流活動」，我們需要足夠的交流與討論空間，確保「學術的傳承與學習」，也確保學術世代之間的交流與對話。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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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丁讚（2004）。學術生產、隱形社群、與學術評鑑。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2004年9月25日～26日。

黃厚銘（2010）。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社會理論學報，13:1 ，1-35。線上全文：http://blog.yam.com/retribalize/article/31926114

陳東升（2010）六十年來社會學在台灣的發展：制度建立與研究領域的變遷。頁1-28。台大社會學文選：回首五十年。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楊弘任（2009）。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本土化的一種進路。頁367-380。鄒川雄，蘇峰山編(2009)。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鄭祖邦、謝昇佑（2009）。葉啟政主義與台灣社會理論的本土化。頁289-312。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鄒川雄，蘇峰山編，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湯志傑（2008）。本土社會學傳統的建構與重構──理念、傳承與實踐。頁533-630。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謝國雄主編，台北：群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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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培育下一代的台灣社會學家：博士班教育的願景。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eople/personal/etshieh/%E5%8D%9A%E5%A3%AB%E7%8F%AD%E6%95%99%E8%82%B2%E7%9A%84%E9%A1%98%E6%99%AF.pdf

        ──（2008a）導論：從單一典範到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簡論。頁5-22。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社。

        ──（2008b）結論：真正的國際化？──台灣社會學如何面對？頁631-654。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社。

謝國雄等（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出版社。

葉啟政（2001）。社會學與本土化。台北：巨流。

──（2009a）。全球化趨勢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戲目。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頁1-26。鄒川雄，蘇峰山編，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2009b）。後跋。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頁479-484。鄒川雄，蘇峰山編，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筆記] 從Burawoy的延伸個案法出發，思考社會學本土化

　　底下的文章為兩年前修習社會學方法論的課程所寫。看郅最近有人談到黃厚銘的論文，在此，不揣簡陋，把想法分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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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05. 26

本週的四篇文章（見文末參考書目），我想先從Burawoy開始。Burawoy在Ethnography Unbound一書主張參與觀察法應該作為所有社會科學的典範。(Burawoy，1991:x)為什麼Burawoy這麼主張呢？這是因為Burawoy企圖統合與解決理解與解釋以來的爭議問題，一方面，不能獨尊理解，換言之，他反對所謂的人文化約，認為如此一來，社會科學就變成文本分析了，對於社會的作用機制以及外在結構的限制的討論仍然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不能只談解釋，他反對實證化約，因為社會科學處理的是人的問題，研究者自身不可能外在於所研究的對象。針對上述兩點，Burawoy認為研究者應持的立場應該是對話，而不是保持距離，或者完全融入。因此，Burawoy主張We challege the convention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echnique and level of analysis and argue that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can examine the macro world through the way the latter shapes and in turn is shaped and conditioned by the micro world， the everyday world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Burawoy，1991:6)

        但是參與觀察法僅是一種方法，是一種搜集資料的技術。如何透過這個方法來達到對社會世界的理解，必須要透過理論的目光。方法論則是連結資料與理論的中介。就此來說，Burawoy處理了一般對於參與觀察法的兩種批評：概推(generalization)以及反歷史的問題。Burawoy比較了俗民方法論與詮釋個案法，最後比較了紮根理論與延伸個案法。在概推的問題上，俗民方法論把macro層次的問題擱置，只重視micro的層次，但是這無法很好的解釋micro層次的互動的條件，只能反映的確有某些規範存在，但不知規範何以存在。詮釋個案法則是把micro層次等同於macro層次，持的也是反映的觀點。Burawoy認為這兩者都沒有辦法回應上面的批評，也無法解釋社會互動中的結構與權力問題。另外，Burawoy力駁紮根理論的觀點，也為此作了表格。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紮根理論的本體論想像是線性的，理論屬性是類屬性的，而不是發生學式的，企圖透過從局部發展出來的理論來普適套用在其他的理論當中，而且跳過前人的理論建樹。但是延伸個案法則不然，延伸個案法承認前人的貢獻，強調在地脈絡的特殊性，但是也強調其動態生成特性，延伸個案法承認外在結構力量的限制，以異例作為重新建構理論的方式，以此尋求對社會世界的進一步理解。在文末，Burawoy以哈伯瑪斯所談的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關係，從本書的研究當中，得出五種抵抗的類型。換言之，延伸個案法的企圖，不像紮根理論，在於瞭解社會工程學，而是要透過對「異例」的研究，指出社會運動，瞭解社會變動的可能性何在。       

        就這個角度來看，瞭解本身不只是為了瞭解而瞭解，多少還是帶著尋求解答，尋求出路，尋找可能性的企圖。重點不僅在於如實呈現社會，而在於提供觀點。以此來看待葉啟政老師對黃國光老師「本土性契合」的觀點也就可以理解了。葉老師指出重點不在本土性契和，而在意義性的感應與啟發。(葉啟政，2001:188)不只是要一度詮釋，瞭解人們的生活，如實掌握人的生活，更要進階到二度詮釋，去掌握到在東西交會底下，強勢的西方文化與處於弱勢的東方文化，所交會出來的新的趨勢與方向，提供不同的思考與想像可能。葉老師指出「本土化的目標不是衝撞著西方現代『理性』文明，以來形塑與經營『取而代之』式的輪替性霸業，而是期待能夠藉此努力，為全體人類文明的未來，提供更合理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葉啟政，2001:165)換言之，不同於西方剛性文化的思考，東方的柔性文化也許可以提供不同思考可能。

        葉啟政老師關注的是本土化議題。這個議題之所以有意義的客觀實存條件，乃是因為外力帶動變遷，使社會體系邏輯與施為邏輯脫節，而產生的「名實分離」。(葉啟政，2001:129)換言之，舊的概念（或者西方的概念）無法完全掌握社會實際的運行，因此需要本土化，換言之，追索「名實相符」或許是本土化的目標之一。但是這個名本身是指什麼？是指我們透過西方科學之眼來描繪當代台灣社會，但是為何西方的理論體系，或者方法論具有優先性呢？換言之，這個「名」本身是必須被反省的。就此來說，本土化問題不是方法論問題，更是認識論、存有論的問題。現實上，「西式現代化」為人類全體文明已深埋下定型性的「事實」成就。(葉啟政，2001:185)因此，本土化不是與西化對立，也不是與全球化對立，毋寧說，本土化與全球化是交融混和的。因此葉老師使用「迴轉對話」作為本土化的指導方向，而認為反思的核心在於「哲學人類學」的預設；而在操作上，則認為「對本土傳統概念的字源語意（尤其所謂「潛在地具全球性意義」者），進行其歷史性的細緻爬搔梳櫛工夫，乃成為『本土化』發揮最大功效不可或缺的首要環節。」(葉啟政，2001:193)另一方面，葉老師也指出「無論就理論或實作策略的角度來看，「本土化」對著「西式現代化」理路所塑造之「全球化」進行「大論述」方式的對話時，回顧到巿井小民的日常生活世界，透過對瑣瑣細細的生活小節細部進行分析，卻是必要，也是最為根本的做法。(葉啟政，2001:195)」就此來說，也和Burawoy所提重構理論的兩種策略相應：(1)自經驗研究切入，重構理論(2)直接從理論文獻切入，重構理論。

        謝國雄的《純勞動》與《茶鄉社會誌》的研究，可說是第一種策略的嘗試。但是從黃厚銘的角度來看，謝國雄所謂的本土化，「只是社會理論的本土化﹐而無視於在社會學理論﹑乃至於恰恰就是在社會哲學﹑哲學人類學的層次上進出西方學術思想傳統的企圖對於社會學所可能有的貢獻」(黃厚銘，2010)，黃厚銘立論的出發點是，台灣社會學本土化的構想是實證主義式的，而否定了社會學理論研究在社會學本土化﹑乃至於在社會學的價值與貢獻。換言之，黃厚銘想要指出的是，不是只有運用本地經驗材料的（實證研究）才叫作本土化的社會學，像葉啟政老師念茲在茲對西方社會的哲學人類學的預設的批判，對西方社會理論的反省，其實也應該包容在社會學本土化的想像當中，台灣社會應該容許與包容第(2)類的類型的本土化。

        看了黃厚銘對於謝國雄的批判，覺得相當有見地，在此簡述。一方面，在《純勞動》一書當中，謝國雄進行了對立基式理論資料分析的反省（第八章第九節），但是另一方面又提到了Bourdieu、Foucault、Giddens等人的貢獻。最後謝國雄總結道：「方法（包含資料的搜資）與理論（包含實質的研究議題）是無法二分的。」(謝國雄:1997:342)但是我們看到了謝國雄對立基式（紮根）理論的反省，但是對於上述理論家的思想及其背後預設，沒有進一步的討論。換言之，這種反省似乎僅止於方法，而非及於背後的理論及其預設。就這一點，我認為黃厚銘的評論是有道理的。但是這不是否認謝國雄的貢獻，我認為黃厚銘所要表達的要點是，(1)不論質化量化的本土化，在台灣的主流認知都[或多或少]是實證主義式的認知。(2)本土化除了實證主義式的，非得站在限定意義下的「經驗證據」下的本土化，應該容許不同的思考空間。另外黃厚銘也企圖論證(3)理論先行於經驗，以此突出社會學理論在社會學本土化的重要性[1]；以及(4)理論本身不見得非得符應社會現實，他以批判理論的理論為例，突顯了這一點，指出實證主義式的本土化其實是最保守的。[但是在註42處，黃也提到他不完全接受實證主義合理化現狀這個說法]

但是我認為黃厚銘有其論戰的立場，強調理論先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謝國雄從田野研究作的努力也不容抹殺。謝國雄認為「好的社會學研究（不論是所謂「量化」或「質化」）都應該以「社會理論」為研究標的（舉例來說，就是要回答：「台灣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謝國雄1997:335)」謝國雄也自謙認為在理論上作的不夠好。我是覺得兩方面都該努力，我們需要的是對話，我們的目標是瞭解與認識，我們的企圖是掌握社會的風貌以及促進社會愈發良善的動能。

最後，關於本週的一點提問。本土化是否在現在還是個重要的議題？我想從上述黃厚銘的文章，以及《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2010)收錄的本土化議題相關文章（不過未及閱讀，總圖有，湯老師已指定為閱讀，我想就客觀來看，這個議題仍具有重要性。我想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瞭解，才有辦法針對這個議題進行更深入而又有根據的討論吧。另一方面，在上述黃厚銘的批評之後，我想問的問題是，「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的兩個取徑真的那麼截然二分嗎？雖然Burawoy自己提了兩種策略，但是不至於到兩方面對峙的狀態，而葉啟政老師的觀點也認為，正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最細微之底，留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透過對日常生活中的小細節的研究，也許可以創造出整體革命的動能。不過也許我的說法必須要再修正，也許說關於經驗的理論化，以及理論的後設研究的兩種選擇，也許更恰當。但是真的是兩種選擇嗎？還是one step more的問題呢？我的意思是，除了經驗理論化，再進一步理論本身也必須理論化，也就是說一度斷裂到二度斷裂，最終我想還是得回到日常生活當中。就像謝國雄所想的，社會想像必須受到民族誌的檢驗，理論的後設思考，能不能引發人們的共鳴，有所感動，我想才是最重要的吧？

我的想法是，後設討論固然重要，但是這個討論還是必須有必須能夠引起人們的感應（不必然是非得經驗到），應該有所本，不論這本是指文本、還是社會之本（「本」固邦寧意義上的本）。「反者，道之動」，如果這個道理沒有辦法落實於日常生活當中，或者讓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有所體會，我的想法是「可離，非道也」。也許我們還需要像Burawoy一樣，需要再重建我們的理論與認識，以便更當好掌握這個道。葉老師談的雖然是西方思想，但不離其道，為什麼？因為西方文明的強勢，的確認為西方思想，我們能夠理解其中道理。就此來說，我不認為葉老師不是本土化。不過，雖然我們批判實證主義，可是也不應該完全否定實證主義立場，保持包容與對話，或許是更恰當的認識方式。

後記：關於黃厚銘的文章，在分析上有幾個層次：質化本土化V.S.量化本土化；實證主義本土化（紮根理論，磚瓦模式）V.S.非實證主義本土化（社會學理論；哲學人類學層次）。重點批評在台灣社會學對經驗的狹隘認定，把經驗與理論對立起來。換言之，能夠被操作的才被視為經驗研究（理論研究因未達可操作標準，而不被視為經驗研究，只被界定為研究議題探討，研究紀要。「葉啟政認為﹐『經驗（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的二分圖像﹐乃是一種狹隘的實證主義觀﹐憑著實證典範的資料取得程序﹐來界定『合法的』經驗對象。事實上﹐稍加反思就能明白﹐任何理論必然都有經驗指涉的內容﹐假如『理論』是一種沒有經驗內容的『空洞形式』﹐那根本 就沒有被理解的可能。換言之﹐實證論的態度不過是不同意『理論研究』所涉及的經驗不可被其操作程序所驗證罷了。」（葉啟政，1996，轉引自黃厚銘2010）

到目前為止，我也都同意上述的討論。但是黃厚銘接下來討論「實證主義對理論與經驗之間關係的構想」，提到涂爾幹的立場，強調理性、因果法則，外在的社會事實，以及科學知識與社會事實的符應觀。以此，黃厚銘定義了實證主義，「Durkheim思想中所蘊含的真理符應觀﹑唯一客觀外在的現實﹐以及經由經驗研究來建立科學知識以掌握此一現實﹐就是本文所謂的實證主義。」（黃厚銘2010）但是我覺得用「唯一」一詞來界定涂爾幹，並且把Durkheim在晚期《宗教生活》對於泛靈論等說法的駁斥，視為實證主義，我覺得這不太正確。因為涂爾幹在反對康德的先天知識架構，明白地指出時空範疇的社會相對性。Durkheim是否認為唯存在「唯一」的真理，仍值得商榷，因為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發展，如果說符應觀之所以必要，就在於我們不該用一個先天的（因而是普世的）範疇套用在所有人類行為之上。

問題在於接下來的討論，黃厚銘指出，Parsons承接上述的理論與實在的符應觀，並且認為理論的唯一用途，在於指導經驗的發現、問題的解決。黃厚銘提到Parsons的立場「從而﹐一般而言，對經驗事實感到興趣的方向首先是受到理論體系的結構所約限。某個關於事實的問題之重要性是內在於體系的結構。唯有事實對問題的解決是相關的，我們才對之有經驗興趣。理論不只表述我們所知﹐也告訴我們，我們想要知道什麼，亦即，需要解答的問題。」（黃厚銘2010）接著引出葉啟政的討論「一般﹐持實證主義之社會研究者總是有意無意地奉自然科學的認知模式為確立真理的圭臬。他們相信（或假定）有一個可披露、也可驗證之『實在』客觀地獨立於人的主觀認知世界而自存著，雖然至今沒有任何人可以明確而肯定地告訴我們這個實在的本貌到底是什麼﹐也無法在人們之中形塑共識。但是，這無關緊要﹐因為他們相信，以仿真自然科學研究的認知模式﹑程序與工具的使用﹐從事以感官經驗為基礎的所謂資料收集﹑分析和驗證，即是科學的、 也是客觀的﹐而其所營造呈現出來的結果現象即等於是『實在』之本貌的真切符應。以這樣的方式保證『實在』本貌得以『客觀』而『真切』地符應呈現﹐基本上是企圖以方法論為優位來確立真理的一種認知模式。」接下來透過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對理論與真理的設想對章，以表達出存在真理的不同模式。（如果我們還記得費爾巴哈提綱中提到「真理的客觀性是實踐的問題，而不是思辨的問題」的想法的話，我想這點很清楚）。因此最後黃厚銘說「既然理論與經驗的關係不僅有因果解釋與分析的面向，還可能有批判顛覆的關係，那麼社會學在理論層次上的本土化，自然也不應只有建構可以捕捉與符應本土社會特色的理論。」透過這個方法，黃厚銘質疑了謝國雄提出的本土化的構想。

另外一方面，黃厚銘界定何謂社會理論與社會學理論：「本文把社會學中對社會進行觀察與描述的理論稱為社會理論﹐而將有關社會學的自我觀察與描述﹐乃至於用反身性的措詞來說﹐做為社會學的自我反 省的理論﹐稱之為社會學理論﹐其中也包括了所謂方法論的著作[45]」，透過這個界定，黃厚銘在註釋45當中提出「本文的一貫立場，亦即理論或理論性概念建構不是用以接受經驗事實的檢證的，而是理論有助於發掘經驗事實，正如本文對社會理論與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區分，藉以彰顯出理論研究在社會學的自我觀察與自我反省之地位一樣。」不過，我覺得在這裡，或許是為了論戰的緣故，用非Ａ即Ｂ，用經驗檢證與發掘經驗事實對立，好像只能二擇一，這樣似乎太武斷了。如此一來，理論的修正如何可能？如果不是透過像Burawoy般透過延伸個案法，以異例來重構理論，那麼，理論本身的效力何在？在此，黃厚銘引入了Merleau-Ponty的討論，認為不必然科學先行，因為科學是二階經驗，但是實際上個人的經驗是科學認識的基礎，要喚醒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必須從人們對這個世界的基本經驗著手。

換言之，我想問的問題是，如果以此入手，那麼「社會學是不是科學」，還是個重要的問題嗎？（還是會落入Burawoy所提到人文主義式的化約，只重詮釋與理解，但是沒有談到對世界的解釋及其權力關係呢？）或者說，這個問題的意義何在？不論是葉啟政說的「哲學人類學層次」的反省，還是黃厚銘企圖「擴大台灣學界本土化對經驗的認識」，這些面向和科學的關係是什麼？我感到非常的疑惑。第一，社會學是一門科學嗎？或者說，有必要把社會學當成一門科學嗎？還是應該把社會學當作一種藝術？（還是像Bourdieu一樣，把社會學當成武術？）第二，科學是什麼？如果黃厚銘批評實證主義作為基底的科學想像，那麼如何透過其他的方式來想像科學，是韋伯類型學意義下的科學嗎？但是韋伯也還是談論理念型，而理念型的用途也是幫助人們掌握與瞭解這個世界，並對現象作因果性的推論。如果我的理解不致於錯太多的話，那麼葉啟政老師的著作，可以算在這個範圍嗎？還是另有其他的定位方式？第三，誠如葉啟政在《社會學與本土化》當中提到「研究本土化的志業上面來說，首要之務因而就在於，是否掌握到根植於本土傳統文化、且牢刻在人們心靈中之潛意識深處之基本、且具特色的思惟與行事理路模式，其中又以對人及社會世界的的哲學人類學上的存有預設最為關鍵，因為這些是形塑具主導能動性之本土傳統文化與歷史脈絡條件之影響作用的根本，而且更是足以拿來與西方優勢文化與歷史脈絡條件之影響作用對照，以便有所區辨，尤其有所反思的關鍵所在」。(葉啟政，1991:157)本土化在掌握本土傳統文化中的思惟與行事理路模式，這樣是不是意味著葉啟政也預設了「社會實體」的存在，而我們必須去掌握它，那麼，這會不會一樣落入黃厚銘所說的「實證主義」的符應論的問題呢？我覺得理論與真理的符應論不見得是問題，而是單一理論與單一真理的符應論才是問題。換言之，問題在於「單一」、「同質」，問題在於「誰來認定真理」。如果我們記得傅柯所提的權力與真理之間的關係，我想不論是黃厚銘批評的實證主義經驗研究在台灣的獨霸，或者是葉啟政所批評的西方社會思想在台灣的獨霸，或許都是出於對「多樣性」（理論多樣性？借用一下生物多樣性的說法）的平權的追求理想吧？

參考書目：

Burawoy， M.（1991）。Ethnography unbound。Bekeley， Los Angeles， 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黃厚銘（2010）。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社會理論學報，13:1 ，1-35。線上全文：http://blog.yam.com/retribalize/article/31926114

葉啟政（2001）。社會學與本土化。台北：巨流。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社會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謝國雄等（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出版社。

鄒川雄，蘇峰山編(2009)。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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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葉啟政 [95]亦明白指出﹕“……﹐知識並非只是從經驗事實中歸納而來；人們尚可以運用想像力﹑觀察洞識力﹐透過對歷史與文化特質的掌握﹐發揮擬情 (empathy)的詮釋能力來捕捉發生在周遭之諸多事件的蘊含﹐而這才是知識之所以為知識最可貴的地方。”

35/365 讀〈高中生選組行為的原因與結果：性別、信念、教師角色與能力發展〉之札記

35/365 讀〈高中生選組行為的原因與結果：性別、信念、教師角色與能力發展〉之札記

篇名：高中生選組行為的原因與結果：性別、信念、教師角色與能力發展
作者：陳婉琪
出處：台灣社會學，第二十五期，2013年6月，頁89-123

章節架構：
一、前言
二、文獻探討
（一）、               高中生課程影響的選擇
（二）、               哪些因素影響高中選課或選組
1.         性別與高中選組
2.         先備能力與高中選組
3.         文化信念、社會期望與高中選組
4.         教師的性別有影響嗎
（三）、               文獻小結與提問　［提出三個假設］
三、資料與方法
（一）、               資料來源與變項說明
1.         資料來源　［TEPS］
2.         被解釋變項
3.         解釋變項
4.         控制變項：能力、成就動機及家庭背景
（二）、               分析方法
四、分析結果
五、討論與結論
（一）、               偏好人文領域注定程度落後
（二）、               女老師的鼓勵效果，還是男老師的壓抑效果
（三）、               制度彈性與僵固的性別界線


　 　這篇文章寫的短小精練，而且是以量化方式進行研究的論文，但讀起來不無啟發。從一開始的摘要讀下來，作者的討論讓我想到拉圖所說的「大分裂」（自然與社 會）或許可以從教育與性別的角度來理解：在教育上分為自然組與社會組，在性別上分為男與女。大分裂之所以得到穩固，與教育社會化以及性別社會化的過程有關 （更令人好奇的是，性別的力量與文憑及教育過程的力量相比，那一種影響力更大，兩者相結合之後，又是如何穩固了分裂的體制。我知道韓采燕談工程師教育與實 驗室中的性別的分析，但尚無機會拜讀，有待來日，再來學習。）

        有趣的點是，作者分析了國際的文獻後指出，高中進階數學的學習會影響未來的教育成就，進而影響未來的薪資（頁96）（白話地說，就是數學學的越多，教育程 度越高，薪水越高啦！）承襲上述看法，在這篇論文當中，作者在談自然組與社會組的選擇當中，就以「數學」作為分析的重點。

        在回顧過大量的文獻之後，作者提了三個假設，最後也得出結論。在此我不作詳盡摘述，只把自己覺得讀起來有趣之處，分享給讀者。作者提到個人的先備能力並不能解釋台灣高中不同組別性別比例懸殊的現象。（頁98）我們先來說說作者的研究發現：

第一項：「本文假設一得到證實：在學生能力及成就動機相同的情況下，選擇自然組的學生，各方面的能力發展將會比社會組學生提升更多。不過由於性別與選組的高度相關，這同時也導致了高中男生基本分析能力的進步幅度比女生來得大。」（頁109）這讓人好奇，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
第二項：研究「結果支持假設二：個人信念顯著影響日後選組行為。」（頁110）
第三項：研究發現「只要曾接觸過女［數學」老師，就是大幅提升女生選擇自然組的機會。」（頁112）

        針對以上三點發現，作者在第五節提出的討論有一些討論的空間。譬如在第（一）項，「偏好人文領域注定落後？」一節的第二段，作者認為任何學科都需要邏輯分 析能力的訓練，人文學科知識的傳遞管道及溝通模式並不採用數理領域常用的精簡符號語言，因此提高了邏輯分析的困難度。因而導出結論：「人文領域的修習可能 更需要基本邏輯分析訓練作為基底」。（頁114）但我覺得，基本邏輯能力的加強，可能只是會讓在回答TEPS的能力測驗分數更高，測驗的能力更 好，但不意味著學生的能力就比較差。學生的能力會比較差，是因為我們必須使用單一標準來測量學生（換言之，即為了研究方法的需求，把學生削足適履於特定的 研究架構當中），但是若是重視個體差異與創造能力，我覺得人文領域的落後，可能需要重新解讀。（人文學科的特性，是一種提出問題，不見得有標準答案的學 科；強調邏輯與標準化分數來常態化學生，給予學生高下，只能說他們在這個標準看來是不及格的，但不意味著他們的能力是落後的。）我的想法是，如果今天測量 的指標，換成是「英文」，不知道作出來的研究成果會不會跟「數學」的測量結果一樣呢？不得而知。

        針對第三項發現，作者認為還有很多研究空間。我的想法如上，或許可以進行科目的比較，有助於突顯究竟是「性別」的因素發揮作用，還是「學科本身性質」（如數學要求使用抽象科學語言，英文使用日常語言(?)）。

        針對第二項研究發現，固然「個人信念影響日後選組行為」，但作者的回應則是回到制度設計。作者批評成套的教學制度設計，被迫分類組，被迫修習一樣的課程， 批評修課制度的僵化（其比較參照為美式的高中課程選修制度）。如果學生能夠自由選擇課程，而大學聯招也不分組的話，或許有助於改變學科的性別分配不平等的 現象。但作者也承認缺乏實證基礎，有待進一步研究。

        作者認為制度必須改變，但對我來說，我覺得更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制度改變不了」的問題，大考分類組，高中分類組，而上課持續以「班級」為單位，而不是以 「個人」之需求來選課，這種的制度再生產，是如何可能的呢？學者必須搞清楚整個教育制度再生產的邏輯，我想才有可能找到缺口進行改變。


        最後，順帶一提的是，作者也提到意外的發現：「若區分性別，則家庭背景對女生分組不造成影響，但對男生來說，家庭月收入與選讀自然組的機率有負相關，都巿與城鎮地區的男生，也比鄉村地區學生更傾向選擇自然組。」（頁110）供後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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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巷仔口社會學有更進一步的討論，請參考： 
一堵打不破的牆？從高中女生程度落後談起
 Posted on 2013/11/25 by tsasociology

◎陳婉琪 /台北大學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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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過去的相關資訊保留於下：
學妹提供了延伸的演講資訊，有興趣的可以參考：
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id=110&cid=793

講　題：從高中生選組談社會學研究與教育政策
主講人：陳婉琪 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時　間：102年11月0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 分 - 下午4時30分
地　點：人文館南棟社會所802會議室

演講摘要：
台灣的高中教育，從1995年教育部開始強調通識教育並提出「延後分流」的大方向， 至今已近二十年；然而在實踐層面上，學生始終面臨二擇一的選組制度，台 灣高中生性別影響選組的現象，亦長期穩定幾無變遷。講者利用TEPS（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追蹤樣本資料，分析高中生選組的前因與後果。本次演講， 除研究介紹之外，講者亦嘗試探討二擇一僵固選組制度的可能影響、制度的變與不變、教育現況與未來職場需求的脫勾，並同時延伸討論「公共社會學」的可能性 ——社會學研究於個人層面（如個人決策）與總體層面（如教育政策）可能扮演何種角色。


講者簡介：
陳婉琪，芝加哥大學 社會學博士，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分散於教育、家庭與勞動等領域。近年研究則聚焦於兩類主題，一是兒少康樂福祉與能力發 展，關注範圍包括父母角色、家庭動態，亦關切性別差異，以及文化信念與教育制度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二是社會變遷下的婚育行為、性別關係、家庭與工作，及女 性福祉。

34/365 讀〈權力的技術與技術的權力：台灣疫苗採用的歷程分析〉之札記

讀〈權力的技術與技術的權力：台灣疫苗採用的歷程分析〉之札記

篇名：權力的技術與技術的權力：台灣疫苗採用的歷程分析

作者：陳宗文

出處：台灣社會學，第二十五期，2013年6月，頁45-87

        本文架構為：

一、前言

二、生命權力：規訓肉體與調節人口的權力技術

三、疫苗技術物的政治性：技術的權力

（一）、                技術物中心的疫苗生命政治

四、變遷中的疫苗與預防接種制度：技術與權力的糾纏

五、台灣疫苗採用的歷程分析

（一）、                從統治目的到治理性的疫苗接種

（二）、                Ｂ型肝炎疫苗的治理性

1.          真理的論述

2.          干預的策略

3.          自我實踐

（三）、                Ｂ型肝炎的政治性

1.          採用與生產：非此即彼的選擇

2.          在地疫苗專家網絡的鞏固

3.          疫苗治理的制度化

4.          小結

（四）、                後Ｂ型肝炎疫苗時代的權力與技術

1.          新興疾病v.s.新興疫苗

2.          真理論述

3.          治理策略

4.          自我實踐

5.          小結

六、討論與結論

（一）、                作為特定時空下治理型式的生命權力

（二）、                治理性、政治性與路徑依賴

（三）、                在地政治脈絡下的治理性危機

作者首先回顧了傅柯的生命權力與生物政治的相關討論，他認為過往台灣學者應用傅柯的「治理性」的概念時，「並未對治理性中的『物質性』效果付出關懷，亦即並非基於技術物中心的觀點」。(頁59)因此，本文主張「關於台灣以疫苗為防疫工具的生命權力研究，必須配合疫苗技術的政治性來討論」。（頁60）關於本文提供的Ｂ型肝炎疫苗在台灣的發展歷史，本文沒有太多想法。然而，過往臺灣已有學者林崇熙教授處理過Ｂ型肝炎的論文，名為〈AIDS、省府虛級化、與B型肝炎疫苗〉，不知為何在參考書目及內文皆漏列，該論文為疫苗產業在台灣發展的技術與社會研究，特別以政治局勢的變化來解釋疫苗採用的原因。沒有與這篇文章對話，實在是這篇強調「技術的權力」的論文的一大缺憾。

譬如說五、（三）、1.B型肝炎疫苗的採用與生產一節，作者提到「…在開放疫苗進口以後，如圖五所示，台灣的接種者很快地就全數轉換到基因工程疫苗，在地生產的血清疫苗瞬間就沒有巿場。這個技術的選擇是在以效率邏輯主導的採用思維底下，由衛政當局所作的決定，也同時反映出治理性的慣性。」（頁71）而在註17的地方，作者補充說明「…法方同意以超低價格4美元供應台灣所需疫苗，遠低於巿價每劑疫苗20到50美元。在價格可以壓低的情況下，疫苗大規模接種即得以展開。」（頁71）這是一種經濟決定的解釋，然而，林崇熙教授的論文，恰好反駁這個說法，疫苗採用的變化，不僅是效率邏輯的考量，還必須考慮政治局勢的因素。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經濟邏輯的解釋、看到了政治邏輯的解釋，但是「技術」的解釋在那裡？或許我們可以說B型肝炎疫苗使得B肝的帶原率真的降低了，因為此成功經驗，形塑了後來的疫苗政策。但是這裡不正像是Collins等人在批評拉圖等人是「認識論的膽小鬼」的批評一般，對於專家的說法不加質疑的引用，相信「的確是B型肝炎疫苗降低了B肝帶原率」，卻不分析此因果關係得以成立的社會邏輯（一個可以參考的反例是McKinlay, John B. and Sonja M. MiKinlay兩人於1977年的論文，反對醫療進步讓死亡率下降的說法，實際上死亡率下降乃是因為公共衛生的改善等緣故，見Medical Measures and the Decline of Mortality一文）。

自然，我們還可以無限後退，去質疑是否是公衛進步讓死亡率下降。但是這裡所要表達的意見是，若是討論「技術的權力」，且以技術物為中心進行的討論，那麼，就應該突出物質的作用：疫苗能起作用，不是只有疫苗本身，疫苗應該被視為關係網絡，相關的物質也必須納入考慮，如統計學的技術、疫苗實作會使用的物質、以書寫方式施行對空間的治理，如何劃分空間成為可控制的對象，各種細節如何被突顯，我想，這都是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當中已經提出的「技術的權力」面向，作者或許可以借鑑之。

本文的題目寫的是歷程分析，而在概念選擇上，一篇強調技術物與技術的權力的論文，卻選擇了「路徑依賴」此種制度解釋的取徑。當我們審視其參考文獻時，我們讀到林國明與Mahoney(2000)的論文，即要把技術的討論與歷史社會學連結在一起。但是兩者的連結是薄弱的。傅柯本身的考古學或系譜學的方法，本身就是強調歷史的，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作者必須在這裡使用「路徑依賴」的概念，而不依循Foucault的討論。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作者在探討B肝疫苗的例子時，重視的是歷史的連續性，路徑依賴提供了對於歷史的連續性的說法，而且是個較為易懂的說明。若是提到系譜學，就必須搞清楚整個疫苗治理的部署及其對無意識的影響，而這或許是在一篇三萬字以內的文稿無法處理的）。

再者，就作者於第56頁提到「一旦引用了疫苗作為治理工具，也就引入了疫苗技術所對應的社會控制模式，並將疫苗供應、採用及使用的整體條件植入社會之中。」作者的說法，顯然忽略了在地使用者的創新面向，或者說，各種挪用、誤用、濫用或者隨便用的現象，並且忽略了物質之引入及其後續的社會效果之間的複雜中介關係。實際上，更精確地說，應該只能說是將「部份條件」植入於社會之中，對於「整體性」植入的想法，是完全將在地使用者視為被動的接受者，而這點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也從未實現過。（雷祥麟討論「常山」的論文，即指出中草藥本身的西藥化，還是必須有在地的網絡支持的條件才得以可能；邱德亮在分析鴉片的使用時，從炫耀性消費角度來說明當時晚清的奢華社會與鴉片消費的親和性，這些都是可以參考的想法。）作者在頁82第一段，有提到技術物的政治性的多樣性的想法，但是在同一段，又提到引進技術，就是引進其巿場關係。我的回應是，必須考慮「中介機制」，那麼在技術的引進與使用，就能得到更好的說明，也更能探問其多樣性。

而作者本身也提到採購與知識生產的斷裂，或者小兒科醫師對於施打疫苗與否的爭議（頁76的引文，關於施打疫苗與否的爭議，是個值得深探的題目，可參考Dr. Golem一書的初步討論），還有後進國的討論（頁80），這些都是指出「技術」本身內在就並非是同質性的，而是異質性的構成（如John Law的想法，後進國的討論則指出生產與使用的分離）。作者雖然交代了疫苗因為生物技術的發展導致的形態變化（見病毒→死體→純化蛋白質→遺傳工程之圖，頁58），但是技術與權力究竟如何交纏，我看得不很明白，在後B型肝炎時代，作者的討論讀起來像是從威權到民主，從單一由上而下的支配，到專家論述的競逐，在其中，B肝疫苗的聲音慢慢不見了，只剩下專家的聲音。

頁79在小結提到「民主化走向多元社會」與「後B型肝炎疫苗時代」的路徑重疊，這裡的想法我也讀的不是很明白。專家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我們更加的民主嗎？還是我們只是換個方式受到專家的支配呢？不得而知。

頁80第二段，開始談到空間與技術的關係，是另一個有趣的提問方向。而頁81（二）點底下的技術物的政治性的說法，還是具有提醒作用的，指出技術使用與技術的政治權力必須一併考慮。

在頁83談後進國現象時，提出「治理工具依附的現象」。如果我們使用的是來自社會科學的概念，我們是否就會產生依附的現象呢？回到作者的討論，我想，可能的回應是，我們是否能夠自行生產合宜於在地使用的技術物吧？（如謝國雄老師或者葉啟政老師等人的嚐試，籲求作文化生產國，而不再只是消費國）。

　整體來說，我第一次讀這篇論文時，除了感到此文遺漏了一個我覺得重要的文獻之外，我覺得作者要把一個這麼複雜的事情（Ｂ肝疫苗，傅柯的理論）壓縮到三萬字以內的一篇論文，我覺得算是蠻厲害的。只是，我覺得，不論是傅柯的理論，或者是Ｂ肝疫苗的經驗研究，實際上都各值得用一本書來書寫都不為過。只是，台灣的學者，在當前的制度底下，願意寫專書的人似乎不多了，或者說，有條件寫專書的人不多，期待台灣擁有更好的專書寫作條件。至於我呢，先來慢慢學習大家怎麼寫論文吧。

我回頭看看自己的評論，「批評」居多，欣賞不足。實際上，我認為作者提醒了我一些重要的文獻，如傅柯、Law、Jasanoff等人的文獻，另外，也讓我聯想到，現在大部份人都在談生命政治，可是實際上，學界也有bio-capital, bio-economy的討論，這個部份的討論似乎學界討論的並不多。（或許是我見識太少）。我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批評是正確的，但是我希望我的想法，能夠慢慢引起一些討論，而不會一篇論文，在台灣的期刊發表了，然後就「沉默」了（缺少response）。新生代的研究生，應該消化目前台灣已累積的知識成果，這是我認為應該要作的事。我也還在練習，希望能慢慢磨出更好的理解力與欣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