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7.11
針對社會學本土化的討論已汗牛充棟，本文企圖對近年來台灣社會學本土化的文獻進行觀察，觀察各文獻的觀察架構。本文簡介近兩三年來社會學本土化的相關討論，最後再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我認為，連結社會學本土化與社會學教育議題，也許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方向。
我們從葉啟政提出的觀察架構開始。葉啟政從學術「中心」與「邊陲」的對章出發，認為「本土化」是種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實踐，是彰顯人們的身心狀態，並且形塑特殊觀點與立場的有效策略。(葉啟政, 2001:101, 2009:15)葉啟政認為「本土化」的首要功課在於對西方的諸多概念命題以及本土傳統的概念及命題，進行「歷史－文化質性」的反省，以重新判定其運用於本土現代的「適用性」(葉啟政, 2009:19)。葉啟政以「修養－依據」為例，與「西方」的「結構與能動」對立對話，以此作為他對「哲學人類學」預設的反省實踐。
當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葉啟政的架構，我們將會整理出不同的結果。首先我們來觀察本土／西方與傳統／現代的架構(表 1)。在葉啟政的討論架構當中，他區分了本土的傳統與現代，但是並沒有多加區分西方的傳統與現代，這是因為西方的傳統等於西方的現代嗎？我想當然不是的。但是在中心與邊陲的架構底下，葉啟政的主要目標在於透過「本土現代」的再發現，以便回應「西方」，打破所謂的「中心／邊陲」的不平等關係，而能夠提供更多對話，與想像的可能性。就此來說，葉啟政的目標是普世主義的，希望能夠提供全人類思考文明的另類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則必須來自於對於概念與命題的警覺，以及對概念命題的「歷史－文化質性」的充分認識才得以可能。
本土（邊陲）
|
西方（他方）（中心）
|
|
傳統
|
本土傳統
|
西方傳統
|
現代
|
本土現代
|
西方現代
|
資料來源：葉啟政(2001,2009)
就此來說，葉啟政提供了另一套關於本土化的認識層次的分類架構，這個架構是由我整理出來的。在本質上，我認為從葉啟政思考的理路來看，應該可以把葉啟政歸類為批判立場，而葉啟政也一直試圖以批判立場自居，批評國內其他學者的實徵經驗取向。葉啟政強調研究者的自覺，必須要認識到知識的個殊歷史文化質性，透過把「普遍西方」給相對化，使得「個殊在地」得以提供另類思考的可能性。但是重點不在於「另類」，而在於「思考」，在於啟發不同的想像可能。或者如葉啟政一直在追尋的，某種生命的感悟與情調。固然，人們有不同的生命情調，但是我想葉啟政始終提醒我們的，則是「反省工夫」，本土化在他看來，實際上就是在地知識分子不可或缺的知識社會學反省工夫，不論葉啟政後來指出社會學理論當中「修養」可能具有的社會學意義，或者是在學術生活當中，用「留白」來容許更多的討論與對話可能性，都在提醒我們作為一個學術人，作為一個尚未完全建立學術自信心的國家而言，是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葉啟政, 2009b)。
表 2 經驗實證與批判立場之比較(葉啟政與楊國樞)
經驗實徵(楊國樞)
|
批判立場(葉啟政)
|
|
方法論
|
本土契合性
|
研究者對自身的自覺
|
認識論
|
知識具普遍性
|
知識具有個殊的歷史－文化質性
|
存有論
|
實質論(substantialism)
|
尋找社會存有哲學基礎，以例外提供另類思考可能
|
整理自葉啟政(2001,2009a)；參考湯志傑(2008:555)
針對葉啟政的相關討論，鄭祖邦與謝昇佑(2009)認為葉啟政之所以強調本土化議題，在於追尋學術主體性與自主價值。進一步來說，鄭與謝兩人認為，葉啟政的本土化論述，與韋伯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相呼應。兩人指出「研究者並非不帶價值，而是要去選擇、認識與反思自己研究的價值基礎」，並作出決斷，進行選擇(鄭祖邦與謝昇佑, 2009:308)。最後，兩人在文中提出「葉啟政主義」的概念，以此作為本土社會理論建構的反思性的起點，譬如說開設「台灣的」社會理論家相關課程以及鼓勵相關碩博士論文研究，冀望「台灣」社會理論，不只是一個地理位置的指示詞而已，而是一個由自主價值所形成的理論視野(鄭祖邦與謝昇佑, 2009:310)。
鄭與謝兩人對於葉啟政的工作甚為肯定，但是我們如果回到葉啟政本人對於台灣社會學理論發展的評價來看，似乎過了近十年，台灣的社會學理論除了葉啟政一支獨秀之外，似乎沒有其他的進展。在謝國雄所編的《群學爭鳴》一書，或者是台大社會系所編的《台大社會學文選：回首五十年》來看，似乎台灣的社會學理論發展是「留白」的。葉啟政指出，台灣地區的社會學理論發展有三項趨勢是明顯的：
第一，就在檯面上的社會學者而言，嚴格來說，幾無具原創風格的「理論」家。有的只是專研、論釋西方社會理論家或理論自身、或對西方理論有興趣、或本身教授理論的社會學者。他們是圈內廣義界定的「理論」家。第二、對學習與移植西方理論，已由單期的單元線性替代模式變成今天的多元並存模式，且學習已由美國壟斷變成歐陸為主的多元格局。第三、社會學圈內「理論」傾向濃厚的，大體而言，以三十歲年輪尚在研究所求學階段的一代為多。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知識很多來自自學，而不是來自他們的師長。(葉啟政,
2001:99)
葉啟政認為學院對這些理論新血的重視不足，另一方面學院過份固著於經驗表象，這都造成了台灣社會學發展的阻礙。社會學本質上並不是中立的學問，透過「本土化」的反省，指出西方主流的「例外」性質，深入到「哲學人類學」上的探討，這是創造具有特色之「理論」的有力策略(葉啟政, 2001:101)。當然，葉啟政補充道，從事實際經驗實證的研究，也是築構具本土性之「理論」的必要條件(葉啟政, 2001:101)。
關於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葉啟政談論本土化時，他所在意的兩個面向，一是理論生成與傳承的制度條件問題，另外一方面則是理論創新的問題。讓我們先從後者談起，楊弘任(2009)以概念層次為標準釐清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三層意涵：研究現象的本土化、研究概念的本土化、研究典範的本土化。楊弘任認為目前「本土化」的爭議主要發生在「研究典範的本土化」這一環節。首先要追問的是「有沒有本土典範存在」這一回事，透過指出歐洲的社會科學自始即是「多典範」的，點出了以東西方作為比較框架，可能犯了把東方以及西方都當成同質的典範的謬誤(楊弘任, 2009:369)。楊弘任援引傅柯的後啟蒙觀點，指出啟蒙或批判乃是尋找逾越的可能性，以此視界來理解「本土化」，那我們可以將本土化理解為「所有的知識應該是站在邊緣位置上探詢知識邊界『逾越的可能性』。(楊弘任, 2009:371)」換言之，他認為「本土化」是一種策略性的遊戲，「透過借用西方的內省趨勢，以本土化來提供全球性的另類典範可能出路。(楊弘任, 2009:371)」楊弘任透過「地方知識」與「個人知識」的討論，來落實葉啟政對於「哲學人類學」探索的追尋(楊弘任, 2009)。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楊弘任提出的架構，我們可以提出幾個問題。首先是典範問題，如果有多重典範，那典範之間究竟是不是可以共量的？可共量的典範會不會是一種霸權？是誰共量誰？典範是個理解「本土化」的恰當概念嗎？當「典範」概念本身就充滿歧異性的時候，引入「典範」概念真的恰當嗎？孔恩用「社群」與「典範」來相互定義，但是對於社群如何形成，著墨有限。(孔恩, 2004)但是姑且不論「典範」這個詞可能具有的爭議，如果我們把楊弘任的架構，拿來理解湯志傑與黃厚銘之間對於本土化取徑的討論，倒不失為一個明晰的架構。
簡單的說，黃厚銘認為，不論謝國雄或是湯志傑，都侷限在經驗層次上進行本土化，而未能及於後設層次的思考。換言之，從楊弘任的角度來看，謝與湯兩人都可歸類於研究概念的本土化，尚未及於研究典範的本土化(黃厚銘,2010，楊弘任, 2009)。換言之，黃厚銘想要指出，在謝國雄的《群學爭鳴》以外，社會學理論，乃至社會哲學、哲學人類學層次的後設討論，對於社會學的貢獻會是更核心的(黃厚銘,2010)。
關於黃厚銘的批評，多少有些道理。但是在實務操作上，如同葉啟政(2001)對於台灣社會學理論發展的憂心，制度的條件是否容許國內學者進行如此後設層次的討論，情況並不樂觀。湯志傑指出本土化的雙重危機：空洞的國際化與沒有判準與累積的本土化(湯志傑, 2008:616)。另一方面，國內學界也必須找到學術社群能夠暫時接受的共有價值，促進討論與對話，方才有進一步的發展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湯志傑雖然用「功能／成效／反省」以及「結構的／實質內容的／理論的本土化」兩大架構來討論本土社會學的傳統，在討論1995年前的時候著力甚多，但是在1996年後的討論，則僅是點到為止。不知道是因為資料太多，但是因為學界的潛規則或權力問題，使得討論沒有辦法落實在文章一開頭所接櫫的「實質的」研究課題，不得而知。湯志傑隱晦地提到社會學界內部既是欠缺整合的學科，也是欠缺連結的社群，指出社會學界缺乏一套外顯的、一致認可的評價標準，以致於優秀的社會學者的判準被簡化等同於國際發表(湯志傑, 2008:618)。對於湯志傑來說，核心要務在於建立健全的本土研究傳統，奪回社群鑑賞品味與標準的權力，以此建立場域自主性(湯志傑, 2008:621)。從上述的討論來看，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也是台灣社會學的學術自主性問題。學術自主性的層次，可以分成國際／國內，國內政治／國內學術，學術內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三個層次。
相較於上述的討論，陳東升則以「國家權力、公民社會、經濟結構的階段性轉變，來討論不同歷史分期的台灣社會學發展狀況」(陳東升, 2010:2)。陳東升透過引文分析法指出1987年以後，社會學的研究與公民社會相關穿透(陳東升, 2010:21)，指出社會學的公共面向。在國際化的議題上，陳東升(陳東升, 2010)認為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必須思考到台灣社會變遷的內部與外部的社會作用機制，即在全球化的條件底下，必須要賦予新的意涵，可以彰顯台灣社會現象的獨特意義，或尋求區域共同性的解釋、或者是要將在地與全球的作用機制連結在一起都是可能的選項」(陳東升, 2010:26-7)。從陳東升的討論來看，本土化實際上出於尋找學術發展可能性的思索。社會學本土化的議題必須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經過了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觀察。「本土化」議題的切入面向眾多，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於「學術人對存在處境的焦慮」。這份焦慮可能來自於國際學術邊陲位置的焦慮，也可能來自於國內學術邊陲位置的焦慮（學生可能會問唸社會學系要幹嘛？換言之，即社會學的場域自主性尚未確立，不只學界內部無一致共識，社會學的專業性至今還不見為社會大眾所知）。在這個情況底下，本土化的論述作為一種「反省」、作為「知識社會學」、作為「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就成了邊陲的知識分子必須優先思索的問題。但是邊陲中還有邊陲，狹小的學術圈，因師承或者留學國習得的判斷與價值，因此學術圈內又分成理論派與經驗研究派，又或者後設反省或者經驗實證派，又或者質化派或者量化派。換言之，本土化論述也應該視為學術政治的一部分。雙方透過質疑對方的論述不夠本土，或者沒有辦法符合自己的標準，相互攻訐，以此確立學術正統。
蘇國賢(2004)指出國內社會學者的分裂現象，同時也指出了台灣學術社群的挑戰：規模侷限、技術轉移問題，以及學術社群的誘因制度設計問題。蘇國賢也指出對於學術社群而言，討論文獻的引用與相互閱讀是對形塑知識社群的結構來說是重要的。李丁讚更進一步指出台灣社會學的隱形學群結構上有著位階差序、組織上則無聯繫的樣態下(2004)，陷入單兵作戰的狀態，缺乏集體努力的深耕。李丁讚並且指出，如果要國際化，非得借道本土化，確實掌握台灣社會的特色，方才能擁有國際化的賣點。總之，如果要確立台灣的學術自主性，贏得國際的肯定，上述學者都肯定必須從本土學術扎根。
但是根到底該怎麼扎？上述學者，不論湯志傑、蘇國賢與李丁讚等人，皆是從學術評鑑的角度立場來立論。李丁讚(2004)提到目前的制度有如下的問題：SSCI的誤用與濫用、學術書籍未經過審查，良莠不齊、對TSSCI不夠重視、不重視中文的文獻回顧、專業社群之間的隔閡，缺乏分工與合作，僅靠單打獨鬥、以及學術社群差序位階其中象徵暴力與權力結構的運作。湯志傑(2008)不只指出了空洞的國際化的問題，也多少點出了國內博士班未獲得足夠重視的問題。我認為，湯志傑點到了目前學術本土化目前鮮為人提及的一點，也就是社會學人材的教育問題。
社會學人材的教育與培養的面向，不是沒有學者注意到。謝國雄(2004)認為，「為了培育下一代的社會學家，應讓他們受五種嚴謹的訓練：深湛的學術表養、在地的關懷與問題意識、歷史的視野、比較的觀點，以及學術作為志業的許諾。」謝國雄(2004)提到可以透過開設「台灣社會發展史」建立在地關懷與問題意識、以及非英國、美國國家的國別社會學，譬如「日本社會學」、「印度社會學」等社會學作為借鏡，突顯台灣的特殊性；此外，也可以開設諸如「台大社會學」、「台灣社會理論家專題」、「台灣性別研究專題」等專論，讓台灣的學生得以熟悉國內相關著作，建立起閱讀國內相關著作的風氣，互通聲氣，以求打破學術隔閡。此外，謝昇佑和鄭祖邦(2008)也有類似的看法。
另一方面，雖然本土化的議題喊得漫天作響，但是在學院的日常生活實作上，可能還是有所落差。大家所想像的本土化，只是寫作與發表的本土化，只是高深莫測的理論或哲學預設的本土化，但是在教學上，作為一種「訓練」與「養成」，我們還是會直接跳過本土學者相關作品，一方面可能認為學生應該有自我閱讀與尋求資料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許是因為書單會被放上網，因此教授傾向羅列英文教材，以此作為一種「訓練」。於是，教授預設學生會自行「本土化」，尤其是到了研究生的階段，研究生必須自行摸索，想辦法去瞭解「教授不會告訴我的事」。就此來說，研究生必須要瞭解，為了要生存，他必須先經過西化過程，瞭解「社會學的基本常識」，才有可能在未來談「本土化」的可能。
但是實情是，這個西化過程，以及為什麼要唸「英文本」，而不是「法文本」、「德文本」或者是「大陸譯本」的原因，學生不見得清楚。但是作為一種訓練，對於「英文本」的閱讀似乎就成為國內教學不得不的選擇。對於那些對社會學有興趣，但是語文能力不見得好的同學，他們可能會尋找「翻譯本」，在這種情況底下，台灣社會學界的用語逐漸受到大陸社會學界的蠶食，而在學習上不加區辨，詳討概念源由及其脈絡，很容易就造成「ＸＸ資本」滿天飛，但是沒有人說得清楚的混亂情況。
我認為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不只是現代的學術社群的對話問題，還是學術社群後備軍的養成問題。換言之，從教學的角度來看，社會學本土化的議題，不該只是學術研究與發表的問題。國內學術社群未能釐清社群的發展目標，未能重視學術後備軍培養的重要性，那麼學術本土化作為一個問題，最終只會成為土洋之爭，或者點數之爭，以及資源分配的競爭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學術本土化的理念向下扎根，讓從大學部開始，就能夠對概念或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力有所警覺，而不是到了博士班才在方法論的課反省些問題，我們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另一方面，學術本土化的問題，也不只是發表文章的問題。社會學作為源於歐洲的學問，自然是舶來品，但是舶來品不見得不能落地生根，問題是，如何才能落地生根？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翻譯」問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擁有可靠的翻譯書，才能夠不用因為語言文字而阻礙了多數人學習社會學的可能性。既然社會學的巿場小，那麼就必須想辦法把社會學的巿場規模擴大，讓社會學的資訊成為公共財，取得容易。譬如說，可以把國內學有專攻的學者講課內容錄影，利用網路時代的優勢，讓更多人可以分享上課資訊；又或者學術資源，不論是書籍（專著，或者譯著）或論文，也都開放下載，真正達到學術公共化，不再只是學院裡的學生（尤其是能上大學的優勢學生）能夠接觸到社會學，而是能夠讓社會學遍地開花。
換言之，我認為學術本土化的問題，並不應該走向菁英主義，把巿場作小。而是應該向下扎根，把巿場作大，讓更多的人可以接觸社會學，甚至讓社會學可以成為高中教育的一部份。但是這些工作的確需要學界的共識，在學界被評鑑制度綁死的情況下，社會學只可能是學院的社會學，不可能「人人都是社會學家」。當然，湯志傑也許會覺得社會學界應該要成為一個封閉系統，但是社會學界不是一個系統，而是由不同世代構成的社群，如果不重視薪火相傳，最終社會學的火是會熄滅的。於是社會學界必須不斷地歷經重建、消滅、重建的無限迴圈，沒有達到學術自主的可能性。
讓我們回到社會學本土化的問題。社會學本土化是典範之爭的問題嗎？我認為什麼典範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能夠用你的話把社會現象講清楚，而且給出不同的啟發，既能夠提供你的研究對象不同的觀點，也提供給學術社群另類的觀看角度（雙重斷裂與雙重回饋）。而這些想法本身是不是能夠為我所用，以及為我所處的社群繼續沿用，成為集體能夠持續建設的目標。就此來說，我覺得應該認識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們談社會學本土化之前，社會學已經「在地化」了，馬克思講起了中文，盧曼也有了中文名字，布赫廸厄可能有好幾個譯名，Habitus也有了諸如習氣、習性、生存心態之類的翻譯。而我們的學術建制也不再依賴科舉制度，我們現在有了「社會系」、「政治系」等系所。只是我們似乎覺得這種「在地化」不夠，我們還希望能夠有所產出，我們的產出能夠一方面自產自銷，另一方面也能夠「外銷」，回饋給整個世界學術社群。
「本土化」的論述自始清末開始本身就有論戰的性格，從嚴復與梁啟超之間的論戰，從黃光國、楊國樞與葉啟政或高宣揚的討論，到近來湯志傑與黃厚銘之間的討論。「本土化」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的學術是否已經本土化」，而在於「未來我們學術工作的方向為何」。對我來說，本土化與其落在理念之爭（諸如哲學人類學或者社會學理論）、方法之爭（諸如田野研究或者是歷史研究），制度之間（評鑑制度與學術社群的互動），不如重新從「教育」層面思索，我們希望教出什麼樣的學生，學界中人希望未來十年或十五年後，他們的同仁對於學界會有什麼樣的看法，就算不在學界，也能夠帶著社會學意識，去思考所在的公司行號，如何「本土化」，我的意思是，能夠確立自身的核心價值，能夠確立未來的工作方向，能夠一代傳承一代，能夠不隨波逐流，能夠在台灣社會各角落，盡力貢獻於所選擇的事業，作為其志業。
換言之，「社會學」可以「怎麼作」？可以「怎麼教」？從大學部、碩士班到博士班的課程，也許我們需要更多的討論與修正的可能性。碩士班唸得唸博士班，遲遲不畢業的學生大有人在。本土化討論當中最看重的方法論與理論議題，我認為在台大社會所的課程是不足的。最後也許還是得回到葉老師所說的情況，我們這一代的學生，還是得要靠自學為主。在自學的情況底下，學術能否傳承，學術社群的交流能夠透過正式管道確立，我想這都還有好長一段要走。
參考書目：
孔恩（2004）。科學革命的結構。遠流出版社。
李丁讚（2004）。學術生產、隱形社群、與學術評鑑。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2004年9月25日～26日。
黃厚銘（2010）。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本土化。社會理論學報，13:1 ，1-35。線上全文：http://blog.yam.com/retribalize/article/31926114
陳東升（2010）六十年來社會學在台灣的發展：制度建立與研究領域的變遷。頁1-28。台大社會學文選：回首五十年。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楊弘任（2009）。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本土化的一種進路。頁367-380。鄒川雄，蘇峰山編(2009)。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鄭祖邦、謝昇佑（2009）。葉啟政主義與台灣社會理論的本土化。頁289-312。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鄒川雄，蘇峰山編，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湯志傑（2008）。本土社會學傳統的建構與重構──理念、傳承與實踐。頁533-630。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謝國雄主編，台北：群學出版社。
──（2009）。本土觀念史研究芻議：從歷史語意與社會結構探索、建構本土理論的提議。頁313-366。鄒川雄，蘇峰山編(2009)。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蘇國賢（2004）。社會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台灣社會學者的隱形學群。台灣社會學，第八期，頁133-192。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社會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4）培育下一代的台灣社會學家：博士班教育的願景。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eople/personal/etshieh/%E5%8D%9A%E5%A3%AB%E7%8F%AD%E6%95%99%E8%82%B2%E7%9A%84%E9%A1%98%E6%99%AF.pdf
──（2008a）導論：從單一典範到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簡論。頁5-22。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社。
──（2008b）結論：真正的國際化？──台灣社會學如何面對？頁631-654。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社。
謝國雄等（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出版社。
葉啟政（2001）。社會學與本土化。台北：巨流。
──（2009a）。全球化趨勢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戲目。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頁1-26。鄒川雄，蘇峰山編，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2009b）。後跋。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 : 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頁479-484。鄒川雄，蘇峰山編，嘉義縣大林鎮 : 南華大學教社所。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