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9日星期一

[摘要] 葉啟政 《超越資本主義的異托邦》(第三章)

 第三章 形塑資本主義的社會心理底蘊與思想建制化

 

1. 從霍布斯的嗜慾論談起的思想史意義

作者的立場,一開始破題即說「若說社會結構(尤其經濟面向)的改變是根本基礎,那麼,這只不過是某種特殊集體的心理狀態轉化而投射出來的社會表象特徵。」(115)因此,「人性」的革命性觀點是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資產階級的「經濟力」如何經由「貪慾」人性證成,是由十七世紀霍布斯「追求權力慾」(desire for power)(或謂嗜慾論[theory of appetite])開先河,並因此建立了以意志為基礎的民主理論。(116)相較於亞里斯多德「適應合群」的自然人性說,霍布斯則是回到生理層面,重視激情特質的嗜慾「人性」。人處在自然平等、相互爭執、彼此恐懼、相互傷害的「永遠戰爭的狀態之中」(war of all against all)。(119)因此,建立社會秩序以讓人們保全自我是絕對必要的,「霍布斯於是以隱喻的手法運用巨靈『利維坦』圖像來刻畫維持社會秩序的國家『巨人』」。(119)

        「人造的巨人」之基礎擺在「人」自身的身心特質上面,有兩層意涵:不需要「上帝」為形而上依託,理性優先於先天社會連帶。就歐洲的歷史進程而言,在內涵著「渴望支配」相對於「希望平等」(即「不希望被支配」)的貴族情結和平民情結之間,人們需要找到一個具歷史意義的轉化平衡點,這導致個體彼此之間以理性方式訂定契約來相互制約激情的氾濫流動,也成為賦予國家機器巨人以生命的根本基礎。(120)當時的轉化力量的歷史主體即是正興起的資產階級。(121)

        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概念,假設人與人之間原先就沒有任何的義務性關係,此點與亞里斯多德論點相左。(121)而霍布斯「自然狀態」之思維,從幾何學之「點」出發,若以資產階級為思考對象,讓個人主義得以剔透出來的潛在特質,帶動了充當自由主義思想後盾的持具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出現。(121)在認知上,嗜慾遂成為具定性意義的體質基礎,也是回到「人」本身來討論有關國家的性質所衍生出來的關鍵課題。霍布斯的「人」取代了古希臘以來(自道德倫理層面來形塑的)「完人」形象,Schmitt(2008[1982])說「以『個體人』為本位的思考模式有了具體的社會條件予以支持,也有了以『非基督教化』與『非神祉化』推動世俗化的歷史動力,讓強調理性之『技術中立化』的國家統治術,得以有了更為高度運用的有利條件。(122)」Manent指出此「新哲學」預告了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之理性主義來臨,產生了唯物的、機械的和可預測的宇宙圖像,霍布斯之幾何學化的生理體質觀只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開端思想模式。(123)

 

2. 刻劃資產階級心態的霍布斯人性觀

        本節從霍布斯談人的天生感覺與想像能力開始介紹,接著談「嗜慾與嫌惡作為動物運動時首先產生出來之具對反性的兩種生發力」(124)…在人們體現的身心狀態之中,與行動本身相互附著的最後嗜慾(若是行動的刪除,則是嫌惡)即是意志(will),或謂具意志性的行止(但非官能)(the act, [not the faculty,] of willing)。也就是說,保守來看,意志得以產生的基礎是嗜慾,或可以更直接論斷它是嗜慾的一種高階(也是最終的心理展現形式)。總之,意志是立基於人類具有的基本生理特徵,只不過其中加進了具社會性的心理「生發」努力的力道而已。(124-125)既然意志的發揮是一種自然權利,它需要自由作為後盾,才有實踐的客觀條件。準此,所謂的「自由」,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完成他自己想做之事的權能沒有遭遇到任何外在的阻礙,以至於他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與理性來貫徹自己的意志。(125)

        以人作為具生機特質的生物存有體以及其所自然蘊生的嗜慾(或慾望)為基礎來審視人的社會世界,霍布斯肯定追求平等與自我保全(self-preservation)是兩項自然原則。(126)追求平等之論點,在於「肯確一個社會有可能提供一般人們追求個人安全與公平競爭」,此認知期待,為後來以資產階級為歷史主體所推動之強調持具個人的自由主義,在對人性的預設上面,預先注射了一針必要的「意識型態」強心劑,並賦予了深刻的思想傳承意義。(127)霍布斯重視自我保全,有彼時英國內戰之社會歷史背景,認為「臣服者(也是主體[subject)」之所將部分權利交出而屈從於至高的主權者(sovereign),乃在於尋求保護自我生命的安全。只不過,一旦臣服者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脅,他則有著反抗的權利。」(129)臣服從指向任何一個作為具生機性之運動存有體(當然也是社會成員)的個體人,擺回歷史進程來看,即是屬於芸芸眾生的人民(people),其中所謂的資產者正是代表著人民的歷史主體。(129)

        在西方思想史當中,霍布斯是最早以立基於天生的感覺與想像能力,且具激情(passions)特質的慾望(嗜慾)作為人性的根本來討論政治權力運作的思想家。這樣的討論為緊接而來的資產階級準備作為歷史主體的場景提供了理論基礎。(129)據麥克弗森的分析,霍布斯建構的社會圖像基本上是資產社會的模式,分析的則是資產者的權力展現與尋求和平的方式。(129-130)新興的資產階級明智地挾持著依附巿場邏輯的道德觀來對對抗支持傳統價值的人們(特別是教會與封建貴族階層),並且有著相當的實力(尤其以金錢)支持軍隊的組成,以對抗(不仁的)統治者,這正是當時英國社會之所以發生內戰的基本因素。(130)

        作者特別提示「強調意志與選擇作為人的基本稟性,擺在以少數尊貴份子(如貴族)為主體的社會形式與以多數平凡人(或更狹義地說,資產階級)為本的社會形式,有著不同的指涉內涵。」(130)霍布斯的人文性意圖,在於「呼籲人們放棄在聲名之戰中冒著生命危險要求別人承認自己優越的努力,轉而以人類處於自然狀態時所具有的最低共同情感(即自我保全)的名義來約束野心者,而這種情感不僅是人與人,也是人與較低等動物相通的共同因素。(Fukuyama 1993[1992])」(131)此就思想發展史來說,多個層次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作者總結說:

        在確立人之社會存在意義的立場上,對人人所具有的「慾望」予以正當化,可以說是從根本顛覆了過去貴族(具菁英世襲性質)之政治權力運作架構所賴以有成的歷史場景:否定了立基於承認慾望之「優越」願意的歷史地位。此時,資產階級所強調的,是基於以多數人為本之最低程度的生存慾望所營造起來的「對等」願望。無疑的,在以這樣的心理願望作為基礎的倫理正當支持下,資產階級因而確立了經濟資本得以某種介入、但卻是轉化的方式接收政治資本,並與之相串聯(或競爭)的嶄新局面。單就社會思想史而言,這開啟了「心理學化」政治權力之理論性論述的地位。換句話說,以「人」所共享的(即平等擁有的)生理機制基礎(諸如慾望、激情、理性等),尤其是特別關照到自我保全的心理要求作為論述的基礎,可以說是正當化了正興起之資產階級作為歷史主體的關鍵概念依據。(132)

 

3. 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洛克思想的承繼意義

        洛克在17世紀末寫了《政府論》以及《人類理解論》,意圖在既有的傳統價值與信念上,為農(牧)業與商業資本主義興起所帶動的嶄新經濟和政治體制從事道德評斷,並尋找使之得以合法存在和運作的理論基礎。準此,在確保傳統的倫理情操,諸如共同體、公共福祉、強調關愛、寬恕與憐憫等等具有「正當性」的前提下,如何以自然法(natural law)來保證諸如個體自由、平等、自我保全、財產與個體性等等因農(牧)業與商業資本主義興起而帶來的「新」心理要求,成為不能不追問的重要課題。就在這樣之現實要求的歷史脈絡下,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產生了巧妙的組合。(132-133)

        洛克的論述基礎建立在波義耳的微粒子機械哲學觀上面,以客體的初級/次級品質說、「看不見之粒子」、權能力(power)概念等三組說法來建構世界觀。(133-134)在簡要介紹客體的初級/次級品質論點後,作者小結說「儘管需要透過初級品質之特質的中介,但是,客體基本上確實有著產生讓我們感覺到顏色、聲音、味道、嗅聞、摸觸與溫度等等次級品質的權能力。因而,次級品質是真實的,可以說是一種『可感覺到的品質』。」(134-137)作者追問當洛克「(1)將其所提出之『權能力』的概念運用在人的社會世界裡時,到底對建構『勞動-財產』關係可能蘊涵著怎樣的意義,以及(2)尤其是拿來與霍布斯的『嗜慾』概念對照彰顯時,在思想演進史上,又具有怎樣的意涵。」

        首先,作者承接威爾森的評論(霍布斯以回歸具生理初基性的嗜慾[或狹義地說是追求權力的慾望)來回應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實質」概念」,這開啟了經驗主義的思維模式,讓概念回歸到人們的現實生活世界裡),以及利用了Manent的說法(回到「人的城巿」(the city of man)[按:對比於上帝之城嗎?],承認人具自我意識與自我肯定的前提,從人本身具有的身心特質來建構有關認識與理解社會現象的知識體系。),說明此知識體系促使以往依附於「自然」與「依法則創造」的說法退位,轉而讓強調歷史與社會的概念並重的現實世界觀浮現出來。(138-139)

        由於我們不知「實質」為何,故只能探討「效果」,我們只能根據由預設之人的特質而衍生「權能力」與「關係」這兩個面向來探索人的社會行為與社會世界。(139)根據Manent的說法,洛克的論述壓低了霍布斯的嗜慾概念,透過諸如意志、自由與理解等等人類具有的權能力特質來經營有關社會形成的論述,基本上乃是企圖以高階概念(權能力與關係)來包裏與吸納低階概念(慾望或嗜慾)的論述策略。(140)

安:頁141第一句第二行疑為「壓低」,因為頁140第一段第六行才提到「壓低嗜慾本身」。此外,相對於Hobbes對人之悲觀,Locke相對肯定人的理性能力;而頁140同一段又提到洛克「企圖以高階概念(權能力與關係)來包裏與吸納低階概念(慾望或嗜慾)的論述策略」。

        相對於Hobbs對嗜慾的著重,洛克以權能與其實際效果的說法將霍布斯的嗜慾(或更狹義地說是「追求權力慾」的概念予以「墊高」),套用Manent的說法,其意涵意謂著「人類乃是一種天生即懂得生產某些效果的存有體,而且他知道他所生產的東西。」(1998[1994]:116)於是,人如何透過勞動來促進生產,成為洛克真正關心的課題。(141)人要「自我保全」成為洛克的前提,正當化了「人透過勞動」存活,以及人是自己之勞動的主人的自我意識,也才衍生出財產權之概念。「權能」概念成為洛克架接其他概念以圓成完整論述之主幹。洛克將霍布斯式的心理學,轉化為墊高為以勞動為本的政治經濟學,開展其自然權利說,充當起甫興起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141)

        財產來自於人類雙手與身體創造的勞動成果,洛克的這個論點正當化了「圈地運動」與對美洲的殖民。(142)艾倫‧伍德指出洛克關心的不是勞動活動本身,而是使用勞動(包含專有的他人勞動、如佃農、僕人、乃至奴隸)所具有可獲得利潤的部分,如財產的生產力、交換價值和具商業利潤的運用。它所反映的正是賦予資本主義所強調之「為了獲利」與「資本」的財產專有概念以理論基礎的關鍵所在。(143)

        洛克重估了「自然法」概念,從人類所具有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普遍真理出發,提出了私有財產權與基本人權的概念,為資本主義體制與資產階級的利益鋪陳理論基礎。(143-144)[1]財產的概念之所以變成為核心,乃因它為了自我保全、社會平等與個體自由等等提供了物質基礎。(144)

從勞動出發,洛克抬高了私有財產的地位,洛克的推論是:「雖然地球與所有低等生命體均為所有的人共享著,但是,每個人有著屬於他自己的財產。對此財產,除了他自身以外,任何其他人都沒有權利擁有。準此,我們可以說,凡是人們透過身體勞動和雙手工作所得的,均屬於該人所有。」此論點支撐著上述有關勞動與財產之「自然」關係。(145)

總之,洛克將古典傳統強調以人的潛能發展、自我決定、共同體的福祉等等界定生命與自由之意涵的基本主張往旁邊一推。相對之下,他視生命、自由與財產乃是個體自我、勞動與勞動成果之專有權的一種具主權性質的表現。這樣之由勞動帶出財產專有權,進而將「理性」地運用專有權來無限地積累財富或土地(而非勞動本身)視為是自然權利,於是乎證成了巿場經濟的倫理正當性。(146)

Rommen批判此論點讓國家成為個體遂行利私利的功效性產物,麥卡錫指責洛克為了替自然權利提供正當的理由依據,乃將自然法則充當意識型態的表面裝扮,以掩蓋隱藏在底下之空洞的功效主義和物質主義。[2]在如此道德被實證化的歷史場景下,個人(尤指資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財產、巿場作為具意識型態等等的價值,取代了傳統重視共同體、互愛、同情與社會正義等等情操的政治理念,成就了不折不扣之以「個體」為本的巿場自由主義(market liberalism)(McCarthy 2018:54)。說來,這是麥克弗森之所以給予英國自由主義以「持具個人主義」之稱呼的基本緣由。洛克向肯定自利之霍布斯的嗜慾說溫馨地靠攏,並為「私利可以成就公益」之說提供「自然權利觀」之理論基礎。(147)

        [按:本節摘要的有點辛苦,但也可以看出葉啟政老師試圖拆解洛克與霍布斯對於西方古典思想之重估,如果西方人在資產階級的潮流下提出了克服貴族階層的規範性說法(理論),那麼在當代諸眾背景下,我們如何以考量自然危機的(新)自然契約來重新提出新的思路呢?財產權之說重視私利,如何重新帶回公利呢?葉老師在註解當中,多少提及了洛克的但書(頁364註26),提及了私有財產可能為整個社會帶來的「危害」,也提供了一些分配正義的倫理原則,力圖從社會結構的面向限制私有財產的積累。此外,關於「貪婪」問題,作者在註28處提到霍布斯認為可以具至高權的國家(或謂政府)來處理,洛克則認為人可以透過「理性」審度「貪婪」的效用,並且自訂規則予以約束。但從「為誰說話」的立場來看,兩者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立論,而我們現在是否能站在

○○立場立論呢?](我還是沒想得很清楚,所以用○○代稱吧)

 

4. 當「自然權利」凌駕並掩蓋「文化價值」

        洛克的「自然權利」說法,也就是「私有財產乃表現在『勞動』上面的『自然』關係性本質」(148)的說法,正當化了資產階級社會力量所具有的特殊價值與利益結構(147),其說法是建立在已有(但具選擇性)之經驗事實基礎上面的經驗實徵結果,因而既非源自亞里斯多德所期待的倫理共同體,亦非循特定形而上之「自然法則」的演繹性推論。此命題以自我證成的方式偷渡了支撐其利益背後的倫理性價值。

        「權利」不同於「文化與價值」[3](149),作者說「文化與價值充滿未知,但讓人可預期,值得努力追求與期待」,「具備著有距離的目的」待人追求與實現;而「權利總是被保證立即可得,頂多這樣保證需要不時地被檢視」(149-150)「權利」如同符咒,透過威權體進行約束與強制,而有了至高性(150)。「權利」此一概念,對人們的「闕如」焦慮,有著自我療癒的保證。(151)

        洛克將西方古典哲學所強調、但顯得飄忽而尷尬之「人性」概念的美學想像完全予以懸擱,改以具體可行之僵硬的「人權」面具來呈顯。作者說,「在具表徵化特質的權利概念背後,事實上必定有一些特定之具倫理意涵的文化與價值典範作為後盾,只不過它們以隱而不顯的姿態退居於幕後。也就是說,當『權利』出面當家時,『文化與價值』退居第二線,其所揭櫫的信念被濃縮,並且予以定型限制。」(151)文化與價值的「開放式之非線性的『人文性』放射狀態,相對於權利「內縮於線性的平面,以至於被定型而受限」之世界,對於德國社會理論思考傳統而言,「唯有以生命美學的方式來貫徹文化與價值,『權利』背後原本具有之種種特質的原味才能保持住,也才得以彰顯出來」。(152)馬克思的「共同體主義」理論,即是立足於「文化與價值」模式所開展的「倫理共同體想像」,來批判(西歐)現實社會。(152-153)(按:此處權利之背後是文化與價值的說法很值得一讀,建議讀者再次查閱本節內容)

 

5. 曼德維爾的蜜蜂寓言與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

        隨著十八世紀英國的海外貿易與北美殖民,曼德維爾與亞當斯密透過理論論述,鞏固了資產階級透過「權利」概念的經緯來導引歷史的正當地位。基本策略是「先將慾望與激情的概念賦予具倫理與生命美學之『文化與價值』高度的意涵,以俾讓它們能夠予以『權利』化,爭取到透過『財產』概念作為正當化資產階級之利益的穩固地位。」(153)

        曼德維爾在1714年《蜜蜂的寓言》中鼓吹:「私人的惡德,若經過老練的政治家妥善管理,可能被轉變成為公眾的利益。」(154)此說法不同於古典希臘以及傳統基督教宣揚的生命觀,順著資產階級追逐利益的時代潮流。(155)新的社會結構需要新的價值、文化樣態與倫理信念來支撐(否則的話,一旦讓社會回到過去所採取的倫理,則百業蕭條,許多人的生計將成為問題。)(154)(按:作者說,農業資本主義與商業貿易活動的發展,此即將來臨的時代是與中古封建莊園迴異的局面,反觀今日,我們似乎也需要發展新的價值、文化、與倫理信念)。承接曼德維爾所鼓吹的話,十九世紀英國邊沁所提倡的功效主義主張「凡使人快樂的即是善,而使人痛苦的即是惡」,可說是曼德維爾信條的另外版本,一脈相承。(155)

        亞當‧斯密主張私利會以「一隻看不見的手」(未預期的結果)成就公共利益,為了繁榮(致富強國)寧可保護富人而犧牲窮人,因為窮人在繁榮的情況下可以過得比過去的富人還要好。追求繁榮與發展是資本主義得以發皇的兩大基本價值信念:自我保全很基本,若能繁榮與發展更好,擁有更多,品質更高,是彰顯繁榮與發展的指標。此與傳統的簡樸、節制、誠實、安份守己等美德扞挌,而被教會視為惡行的虛榮、奢侈、貪婪、揮霍則是自「繁榮與發展」可能衍生出來的極致行止。曼德維爾是重估傳統價值的代表人物,大膽為「惡德」辨護,主張社會的構成仰賴由激情和慾望等核心要素構成的「惡德」。(156-157)

        亞當斯密則採取源自身體的實際感情經驗的實然性(而非形而上的應然性)來勾勒道德的基礎,從同情(sympathy)出發,把感情分為自愛與慈善,前者指向私人幸福為目的,後者以他人幸福作為直接目的情操。美德的重點在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明智與慈善,而非單純的情感合宜與否的問題。道德的贊許來自理性,理性歸納各式經驗,形成道德能夠贊許或非難的準則。(158-159)。亞當斯密為「惡德」尋找可以被授受且予以正當化的可能空間,在商業社會裡,陌生人因追求自身的利益,透過交換而彼此互利,只要為自己的安全考慮,去創造最大價值,即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促成他未意圖的目的。(160)

        在這樣的背景下,亞當‧斯密承接著洛克「改進」的主張,強調著「追求更佳條件的慾望」,以取代了霍布斯所重視的「追求權力的慾望」概念,並認定這是新來臨時代之資產階級蘊生社會動力的基本心理基礎,具有倫理意涵。上流階層使用奢侈品,除了滿足有用功效外,更是追求美感慾望的表現(滿足想像),未預期地也帶動了文明進步。從此,想像不再具有過去貴族專有的榮耀(glory),而是資產階級以生活情調為榮的階級象徵。(161)

但亞當‧斯密對曼德維爾的惡德說仍有所保留,暗示著人們(特別是資產階級)不能踰越身份。強調「合宜性」的道德情操;此外,也重視「功過觀」,必須從動機以及效果(該賞該罰)來進行道德上的評估。誠如佩羅曼所說,亞當斯密所採取的觀點,反映小資產階級力圖勤勉上進的倫理觀與強調獨立自主的價值,在「善德」與「惡德」間力求倫理平衡點。我們可以看出,亞當‧斯密強調「追求更佳條件的慾望」與「想像作為一種慾望」作為人存在的體質性基礎,進而以利益來掩遮激情的概念,打從根柢來看,可以說是為洛克的權利說提供了更為結實之具「自然」性且有現實功效作用的實徵倫理底石。(161-163)

               

6. 功效主義的生命觀:激情帶動理性,理性駕馭激情

        十七世紀英國,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芸芸眾生(即所謂的「人民」)對生命的普遍期待,逐漸取代了以貴族為代表之既有統治階級(國王-貴族-教士)的價值觀,成為主導著社會往前推進的力量。(163)霍布斯的論述,終焠練成具必然性(乃至應然性)的潛意識的哲學人類學存有信念。(164)洛克則是訴諸「自然權利」而正當化現實發生(或正孕生)在社會裡的一種依附在某種新興(階級)勢力上面的特殊價值與利益。(165)霍布斯與洛克之學說,意味著自然法則與社會理論,只不過是用來協力支撐或強化經驗「科學」的一種形而上概念產品。(165)基本上,它乃建立在已有(但具選擇性)的素樸經驗事實基礎且可實徵的結果上面,從而,由此倒向推演出來的一種必要的假設性概念建構。(166)曼德維爾以極端方式支援資本主義,亞當斯密則採小資產階級立場,相對現實地支持資本主義。(167)論述至此,英國思想家以種種方式將慾望視為促發「激情」,並賦予正面意涵背後所呈顯的歷史意義,特別是針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有需要予以檢視。(166)

        英國思想家將(封建世界裡)負面意涵的激情(如貪婪、斂財)轉換為正面概念,並且進一步以有利、改進或利益等具正面或中性的詞彙來取代(或謂「馴化」過去被認為負面的詞。利益被視為「寧靜的激情」,足以獲得正面的倫理意涵(Hirschman),此「寧靜化」語彙,掩蓋了激情可能帶來的「惡性」,此概念洗白,赫緒曼認為應歸功於亞當‧斯密。(167-169)資本主義體制的倫理基礎於是落實在肯確(個人)利益的功效主義信念上,對比於馬克思依附在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共同體」理念之主張,各自成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體制的分離點。(169-170)

作者針對被洗白的「利益」概念,點出其「貪念」滋生狀態,馬克思極盡挖苦能事,用異化、物化、剝削等等在倫理上具負面的「激情」來檢視資產階級的利益正當性。作者說,看來,人類還是一直需要讓「激情」來帶動「理性」,並且讓「理性」回過頭來駕馭「激情」,否則文明是無法往前推進,除舊佈新的希望也跟著就難以圓成。一句話,馬克思採取了生命美學的立場來經營「文化與價值」,以對照洛克透過「權利」的概念來濃縮「文化與價值」的作法,自然也就開展出不同的論述模式。(171)



[1] 頁364註25提到「誠如麥卡錫所提示的,相對於洛克之財產與司法權的理論,馬克思所強調的有關公民與司法正義的理論。」

[2] 頁364註27,就馬克思的說去,如此的自然權利即是屈服於巿場交易的異化邏輯。

[3] 作者關於文化與價值的討論我認為很核心,在此照錄全文:「文化與價值涉及的,基本上是人所創造出來的一種具有預期性目的意識的身心感受狀態(或謂態度),而且在特定時空下形塑成為持續且具一致性的(共享)感知模式,並進而發展成為指導著從事行為選擇的基本依據準則。因此,特別是在共享與共感的情況下,文化與價值本身並不預設強制性。理論上,它內涵著無限之未可確定的詮釋、選擇、甚至予以改變的空間,一切委諸於行動個體的抉擇。也就是說,形塑與實踐文化與價值的過程,行動個體基本上乃呈現著類似諸神交戰的情況,整個發展過程充滿著未知,一切在在仰賴人本身努力以赴,並不斷地予以修正著。正因為如此,文化與價值作為一種理念,它本質上帶有著濃厚的倫理與美學色調,人們以不斷外溢的方式用來彰顯和實踐主體性,而此一主體性可以以不同的姿態反映在特定個體人、階級、共同體、族群等等上面。」(149)

[摘要] 葉啟政 《超越資本主義的異托邦》(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標題為「『資本主義』所指為何?一套政經聯合體制的誕生」。資本主義有許多面向,理想上應該「全方位」的探索,但終究必須選擇起始點,作者以「經濟與政治兩個領域的糾結影響」談起,並利用了柄谷行人談西方國家型態演進的說法為開端,並以柄谷行人談的第三階段(「具感性特質的公民社會-巿場經濟」特質的「真正」資本主義)為本書關懷重點,即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體制,但為舖陳,我們得先簡要介紹「商業資本主義」(第二階段),以利討論此階段轉向工業資本主義後的社會學意義。

 

本書焦點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歷史文化質性」,作者引用了布勞岱著眼於巿場交換而開展出資本主義體制諸方面的討論、華勒斯坦談「中心-半邊陲-邊陲」型態的形成,以及「生產模式的改變」作為孕生現代資本主義的關鍵歷史時刻、宋巴特指出資本主義化的企業接續了中古世紀以來的領地企業,傳統「地主-農民」的歸屬(ascribed)關係漸變為準契約關係,地主「脫出」農民,資本企業家則是「脫出」工商手工業者的群眾,以另一種嶄新的歷史形式出現,經濟活動的中心從土地轉移到金錢。

 

葉啟政在回顧宋巴特談航海貿易與暴力的論點後,提到「對外(如對殖民地或其他地區的人民)以強力來支配的劫掠奪是典型手段,但在社會內部,契約觀念則是即將來臨的最主要互動依據準則。其結果是,當巿民資階級日益抬頭之後,他們逐漸把契約的觀念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形式連接上,以至於從前依靠搶劫(掠奪)的精神也跟著逐漸退位,讓隱性的掠奪(如剝削)取而代之。」[按:這裡似乎可以遙相互應傅柯在《規訓與懲罰》裡暴力手段精緻轉化的討論]「根據宋巴特的說法,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所謂巿民化的資本主義精神逐漸發展出來,其中,對契約予以忠誠的信守與強調勤儉、節制、適度的安逸與健康等等的倫理浮現。特別是在基礎宗教的基本道德信念約制下,人們講究「有體面的營利」,誠實公正是基本信念,同時(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競爭是被禁止的,更是禁止使用機器(Sombart 1991[1902]: vol.2, 29-33)。」

 

十六世紀對王權興起,王室乃以促成自由交易的形式,與都巿的巿民(即資產階級者)結盟,藉此壓制封建領主,並廢除各種封建特權。這樣的運作帶來了一個以經濟力為導引的新階層,介入了歷史的運作。(70)宋巴特論證奢侈如何誕生了資本主義,並且奢侈如何從公開展示逐漸朝向私人空間發展。葉啟政總結商業資本主義的交換理路,談「奢侈的消費」為資本主義體制開啟了另一套的結構理路,即一套將「想要」變成「必要」,以時尚與流行增進消費之數量與品質的機制。(72)到了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浮現後,生產理路的結構性特質,才由馬克思明顯點出來。

 

作者在第三節「資本主義體制的基本特質:反抗史的考察」借助艾倫‧伍德對於「具強制性之巿場為導向的社會財產(或謂勞資)關係」作為資本主義的歷史動力(而非karl Polanyi所認定的「技術發展」為主因論點)(355,n.12),而巿場的內在理路則為「競爭、資本積累與追求極大利潤」(70),英國在十七世紀透過「權利法案」確立了議會主導之君主立憲的內閣制度,資產階級得以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帶來了生產力的解放。(78)貴族(地主)得以以「自由」為名處理自身財產(包括僕人)而逐漸走向資本化,形成了地主、資本化的承租農與論工計酬的農工的三角關係,展現出強調以「『改進』來增加產值」為至上之農業資本主義的基本樣貌,也強化了前面提及由農(牧)場主、工廠主、商人和銀行家等組成之具共同利益的新型資產階級,提高效率的勞動生產,取代了掠奪的殖民方式,成為資本主義生產要件。(79)

 

16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配合《濟貧法》施行與圈地運動的社會背景,衍生了英國古典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思想,爾後與資本主義結合,形塑了我們習慣上所認知(以保護基本人權與財產權)之具「民主」色彩的自由主義歷史原型。(79)[留意356註16侯建新的說法:英文中的自由(liberty)原是意涵著權利或特權,後來才具有自由(free)的意思,以至於被同等看待]洛克的財產的勞動說正當化了英國對美洲的殖民,資產階級以「財產」姿態來呈現「資本」此一概念為「自然」權利,如何透過各種「改進」(improvement)來擴大巿場利潤,是地主資本家和承租農民們最為關心的理性心理動力,亦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啟蒙時期的進步(progress)觀念息息相關。(80-81)

 

作者認為「選擇英國之農業資本主義的誕生作為討論『資本-國族-國家』模式的歷史起點,或許是比較妥切的。(81)依據Wood的說法,資本主義在現實上需要仰賴「政治」(尤其透過「國家」的法制機制)給予具強制作用的合法性支援,以至於我們甚至可以將資本主義視為政治權力私有化的一種極致表現形式。因此,至少就其起源(特指英國)而言,資本主義事實上可與國族國家(national states)等同看待。(82)經濟力需與政治力合作才得以充分施展威力(經濟力需以政治力作為後盾,以合法或非法方式掩飾自身作為)(83)結果,傳統的共同體共享價值屈從於以私人專有利益(特別以利潤的名義)為導向的經濟倫理所蘊生的強制作用。(84)1916年布哈林指出「資本-國族-國家」三位一體所形塑的帝國主義國家,基本上乃附庸於私人企業之下,充當資本主義生產與積累的組織中心。(86)當今的國家作為「外於經濟」的政治力量,乃經由諸多國家採取「國際合縱連橫」的方式來支撐、強化資本主義體制(如透過種種「國際」組織來確保有利的巿場機制)。(87)[美國:向經濟力傾斜的政治組織;中國:黨國資本主義」。

 

佩羅曼指出「原始積累」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持續發酵。(88)國家權威滲進日常生活中規訓人民,以配合資本主義的生產要求(如大學成為知識工廠)。(89)據Bloom的說法,整個集團(國家與資本家)賦予了資本主義體制倫理化意涵,國家讓巿場價值、提昇生產效率與效能成為了道德價值。據Descombes的說法,雖然有學生抗議針對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的靠山提出挑戰,但國家具備強韌的自我修復能力,「資本-國族-國家」體制已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裡,而資本主義體制之結構理路內涵之精神,已過過國家機器,在人們腦海裡灌輸了特定的生命價值觀:提升生活品質、促進進步、發展、成長、繁榮等等,也就是以「科學與技術理性」為座架所經營出來的「現代性」概念,總結了此一具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92)

 

此類時下被視為普世價值的具體表現(國民平均所得、經濟成長率…)可以說是宋巴特有關「奢侈」對西方社會的文明化發展所留下來的歷史產物。(93)(按:把這些指標視為資產階級+奢侈+國家治理之產物,很有趣的想法呀!)追求物質上之奢侈消費的「文明化」成了全民運動,況且鼓勵消費原本就是資本家能夠獲得更多利潤(財富)的一種策略,其結果造成了,原本只有少數人才享有的奢侈,轉變成為許多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消費的「中道」(the middle state)形式(註30:既不陷入貧窮,又不因奢侈違背基督教教義),甚至成為是「必要」的,而非僅是「可能」的而已(如智慧型手機成為人人必備的生活工具)。(93)人類文明的歷史會不會終結於資本主義呢?(93)

 

依Wood之立場,全球化毋寧說是資本(因而金融)的國際化,與自由貿易無關,而是美國以「帝國」的姿態控制著整個局面,以至於弱勢國家現實上是無能力與強勢國家相抗衡,結果是將剝削的現象從國內擴散(或轉移)到國際間。各國頂多只能在其各自可估計的能耐範圍內妥協地在國際巿場中爭取適大的利益,基本上是遑論有著貫徹平等對待的機會,乃至於較為合理之整合的「世界大同」理想。(94)

 

作者在註31中提到「對各國弱國家的政治與經濟菁英,不論就私或公的立場來說,能夠在這樣的國際分工體制下分到一杯羹,以達到各取所需,經常就認定是十分心滿意足了,並且可以美其名為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易言之,誠如艾倫‧伍德指出的,全球化所隱藏的核心要旨,乃體現在國與國之間所組構出來之宰制/屈從的複雜關係之中。(Wood 2003:139)(按:葉老師的菁英批判藏在註腳裡呀…)

 

在第六節「觸角伸向全球的非場所化資本帝國」中,作者引用了哈特與奈格里在2009年出版的《共福體》(Commonwealth)的觀點,指出全球化格局下,形成了由「國家、(跨國)資本主義企業集團(包含種種參與的菁英、如企業執行長)與其他統治體(如種種國際性的組織)交錯組成一個綿密且滲透力強韌的統理體制,透過協商、具共識性的計劃與合作等等方式來進行統理,力求在諸多異質需求與勢力的折衝下,尋求具最大公約數的利益。這樣的國際組織基本上還是一種具指揮性質的運作,也仍舊依附在財產為主調的巿場經濟思維裡頭。」(95-96)兩位作者認為國族國家會被此統理帝國消滅,但是葉啟政比較認為Wood的說法認為國族國家會以一種另外的形式產生新的組合(如垂直分工生產)。(359 n.32)此統理帝國無所不在,亦無處存在,人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制下,並不是以自然的存「在」(being)來界定,而是以社會的存「有」(having)(如擁有財產)狀態來界定。西方近代具主權意涵的至高權(sovereignty)之概念的先驗基礎,為律令(law)與資本(capital),雖不可見,但能令資本主義保持控制權。

 

從過去的歷史來看,不論是1929年華爾街股巿崩盤與大蕭條,或者197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或1990年代以來蘇聯共產集團瓦解,或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而爆發了大型金融危機時,許多人思考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存廢,而是如何修補。這些國家都向資本主義之「經濟人」的歷史形式做了相當程度的傾斜靠攏,一切以「發展」經濟與「繁榮」社會為首要任務。資本主義被更強化了,資本主義可說是暴君姿態君臨天下,構成了了今天的全球化局面。(99)

 

資本主義體制的罩門在那?顛覆的起點可以是那裡?作者認為我們可以留意是何種特定的生命價值觀(作為文化底蘊)支撐著此體制,以致於難以捍動,引領著人走向悲劇與世界毀滅。在註39處,作者提到「最為典型的即是強調以消費作為生命底蘊的『進步』發展觀,並視之為反映所謂『生活品質』的具體指標。」(360)。為了回應這樣的問題,作者帶我們看資本主義的另一特點──搾取式經濟的形式以及支撐此一形式的生命態度。(100)

 

作者在第七節「榨取式經濟:壟斷體制下菁英對民主的背叛」中,以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談到1970年代以來的「世襲資本主義崛起」的現象談起,說到「此一私有財富積累的復甦有部分是來自公共財富的私有化運動」,此財富不均的情況,與金融-房地產-股巿的連體以及此一連體的全球化在整個資本主義體制中的重要性日趨顯著有關。(101)國家拯救銀行,而不解放人民自身,人口1%的資本家成為財閥統治階級,大眾則是苦哈哈,此為「搾取式經濟的形式」。財閥階級透過金融信貸(特別大型銀行)綁架經濟運作,使其偏向資本,而忽略了勞動本身、資源分配與環境污染等議題。Plender說,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落實在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的信念上,「個人從屬集體」、「強調經濟效率」,可說是促使財富分配不均的歷史禍因。但Plender自己提出的解方,主張在既有體制內從事修正與改革,對葉啟政而言,也仍是擁護著效益主義而不自知的看法。在註44處,葉啟政也說明,這因此也是「所以底下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論述『貪婪』欲望如何被正當化,以成就捍衛資本主義體制的基本緣由。」(361 n.44)

 

作者在評論美國經濟學家Sachs訴求追求繁榮、效率與正義、永續的思考點出「道德論」是無力的。葉啟政說「一旦我們高估了人性的完美度,完全忽視了資本主義的體系理路所內涵那種具致命性之強制作用的心理底蘊(如貪婪心理),那麼道德論的訴求就顯得軟弱無力了。」(106)因為「在資本主義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貪婪的心理早已以種種轉化的形式(如促進消費、提高生活品質等等)賦予道德正當性且被倫理化,以至於深深內化進入整個體制裡頭,當然也包含了政治領域(第三章再論)。政治體制本身就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共犯,至少,他們分享著共同的統制理念與價值(如強調經濟成長、發展、繁榮等等)。過去人們(特別是左翼份子)的種種努力一再失敗,就是一個最好的歷史殷鑑。(106-107)

 

但作者也說,「薩克斯呼籲心靈改革,將政治作為看成為道德責任,讓人們對自我、工作、知識、他人、自然、未來、政治與世界有心有感,並把此種心理轉化為政策,是值得肯定的主張。」但關鍵在於如何予以落實。葉啟政認為必須把問題指向資本主義(尤其全球化)內涵之經濟心理學的根基,藥方才可能有效,此為本書核心議題。(107)

 

話鋒一轉,葉啟政引用了拉許談到相較於十九世紀群眾主導歷史場景,二十世紀則是菁英,但這些菁英「既傲慢又缺乏自信,尤其是知識工作階級,他們對於群眾既不屑又害怕」,此特權階層的少數人壟斷了金融、教育和權力的優勢,操縱的不是不動產而已,而是資訊與知識專業,以至於形成另外一種的新階級。在資本主義巿場邏輯的催化下,正是構成新階級的這些菁英反叛了對民主精神和社會正義的承諾,綁架了整個經濟運作。(107-108)

 

拉許認為「德行是民主得以有效運作的必要條件」,但當代社會體制喪失了孕生公民責任意識的動力,因為這些菁英以「生活風格」取代了「倫理義務」,以至於癱瘓了道德意義。(108-109)菁英事實上只是整個官僚-資本體制的跟班共謀,他們無視競爭力帶來的危機、風險、冷漠、令人窒息之犬儒主義的流行等現象加重了人們的心靈虛空帶來的倫理問題,但這些菁英們是不會認真嚴肅看待這些議題,對他們來說,「享受」的姿態是更吸引人的。(109)如何使改革資本主義(的要旨如民主精神以及社會正義)得以可能?這是值得持續追問的課題。

 

就歷史來看,「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邏輯作為對抗(乃至只是補正)資本主義邏輯之另類選擇的可能性和歷史意義,自然是愈形脆弱。」因此,葉啟政說,「若要顛覆資本主義的體制,我們需要尋找其賴以鞏固之更為深層的基礎底蘊。只有在能夠把這個基礎底蘊從根刨起,才有完全改變其內在理路,進而塑造另類主體性的機會。」準此,才不致於讓這些資本主義革命者再次被資本主義體制邏輯收編(譬如成為權力貴族之剝削專政,而不謀求「社會整體」福祉)。(111-112)

 

因此,葉啟政認為拉許的「德行作為民主運作的必要條件」之說點出問題癥結。葉啟政說「財富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首在於自由與資本主義的生命觀(奢侈享受成為普遍價值)巧妙地結合成為一個牢不可破的意識結構所導致。所以,若能消滅這樣高度結構化的生命觀,那麼財富所意涵的生命意義就會不同,進而整個經濟行為的運作理路也就跟著起了根本的變化。」(112)在註49處,作者指出「譬如,拉許即肯定培養尊重與憐憫情操的重要性,支持朝向經營社區功能的民粹主義。」(Lasch 2014[1996]:142)

 

「在這樣的認知理路導引下,回顧整個資本主義之所以發展起來的歷史--特別是心理史,於是乎可以說是最為根本的課題,也因此構成為本著作的核心論述。」

《生命之側》碎片絮語

書目資訊:《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95222


閱讀《生命之側》,讀了作者的前言、第一章事實與意象,以及後記,覺得有被打動、共鳴,或者說有被抓到,被刺到。封面是隻鳥,致謝與前言之間,也是隻鳥,不過叼著煙。故事是從這隻鳥開始,後來知道它是渡鴉,也許對某人來說,那是死去的舅舅。這個想法讓我想起了老媽曾說,不要殺生呀,那也許是親人來看你呀。「也許」,可能是,可能不是,無論是不是,那都是對生命之於生命的某種敬重與連結,也許是睹鳥思舅舅,也許是像我一樣看見出家僧侶念及我老媽。一個念頭閃過,逝去者就出現在腦海中,下一刻又覺得,嗯,不是,但是念及「是與不是」之間,我知道那是思念、是記憶、是懷舊、是念念不忘,是羅蘭巴特說的「刺點」,那樣子擊中了我,刺的我心一揪一揪的。刺的感覺有時延續,有時會覺得那些感覺還有些複雜,五味雜陳,畢竟她走的時候,其實我不在場,後來我在場的時候,已是看著她從冰櫃推出來,禮儀人員還不來及蓋住她的灰黑手指甲,而我確認,是呀,她已經走了,希望沒有太冷才好。

        照著學術規則,我應該是要讀完整本書再來寫點什麼的。但既然作者提到了班雅明因為不捨離開柏林,所以童年的記憶一再浮現,在遺忘與不遺忘之間拉扯,最後書寫成不滅的印記,那些讀起來有點超現實主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比現實更現實,也構成了自我的核心印記,那麼對我而言,這本書勾起了我的什麼想法呢?有沒有讀完整本書,真的要緊嗎?也許更自我一點,更遵循著超現實主義者的自動書寫的遊戲,那麼就讓文字來引領我寫下些什麼吧。

        「我書寫的時候,是不喜歡有人在我耳邊嚷嚷的」,尼采這麼說。雖然他這麼說,我還是不太相信就是了。如果沒有精靈在他的耳邊嚷嚷,就像他自己在《悲劇的誕生》時說的,藝術家總有他的神靈相伴,那麼藝術家能夠進行創作嗎?恰好今天早上在巿立圖書館在健康保健區書籍遇到了賽斯書,某位人士說靈會透過她說話,告訴我們生命的實相,或者多重實相,而又同時,我查了一下,知道譯者王季慶小姐已去了另一個實相,知道有多重實相,也許人們對生死之際的流轉,就能更釋懷一點──是的,她遠行去了,但她的文字還留在這裡陪伴著我們。

        這本書在跟我們說,基於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公衛措施,強制遷移可能是對某地區人民的種族屠殺。作者把這些比較強烈的字眼與想法,留在註腳裡,在正文則是寫著比較詮釋性的、溫和一些些的字眼與故事。「賴活真的有比好死好嗎?」如果社會體制糟透了,難怪我們還要譴責那些自殺者嗎?如果那個人的身體已不堪使用了,我們一定需要維持他們的呼吸器與鼻胃管嗎?這本書雖然談的是北極的因紐特人,但是從共時性來看,我近兩三日讀到的,由畢恆達老師的姐姐畢柳鶯醫師寫她媽媽斷食往生的《斷食善終》一書,其實也在處理類似的議題。「執著於不死」,真的比較好嗎?臺灣是安寧照顧與斷食善終兩者,在爭論究竟誰擁有執行死亡的權利,病人可不可以自己斷食結束一生?還是可以安樂死,不用挨最後的痛苦。個人的生命究竟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還是從有了身份證字號的那一刻,我們的生命就因為此公民身份,而同時兼具了兩個身體──生物性的身體與社會性的身體,如果沒有社會性身體的許可,生物性身體是不可以自行了斷的,那是侵犯了社會性身體的權利。畢柳鶯醫師,您教人斷食往生,那是疑似犯罪的──當代臺灣法律權利如是說。

        本書作者也在註腳評論了Mol的《照顧的邏輯》中,把照顧與生命主義綑綁在一起,如果有的人就是活得生不如死,我們硬要照顧他,讓他不死,這樣的照顧是誰來主導的,病人不能選擇自己的死亡嗎?如果照顧本身成為生命政治的一環,而續命與否的決斷權,又不在個人自己的手中,而是由諸多照顧者拱著「生命無價」之至高權壟斷,以致於自殺有罪、有過、有病,我們真的還能好好地聽那些也許不想活著的人們的心聲嗎?我們可以照顧,但他們沒得選擇。作者Lisa Stevenson說自己是在跟自殺防治團體唱反調,因為自殺防治團體不再討論「為什麼非得要生命」,不考慮「不要生命的種種理由、緣因與心聲」。換言之,自殺者如果有著自殺的念頭,遇上了這些人,是沒有辦法被傾聽的,自殺者遇到了名為「不準死」的一道牆。所以也許他們要求別人殺他們,或者拖著大家一起死。有沒有可能先聽聽欲自殺者說什麼呢?有沒有可能對人的自殺的價值選擇不下價值判斷呢?有沒有可能尊重自殺者的意志呢?譬如傅達仁,或者畢柳鶯醫師的媽媽,他們的意志是被尊重的──畢竟肉身已不可用,但求以身示範另一種自主死去的可能。

        面對死亡,難道只有醫院-殯儀館的標準化流程嗎?當我們成為這些機構的服務對象,我們就是個編號,是個代碼,是個顧客,是個檔案--也許少數的故事會留在某些人的心中,但是就像我是個老師,多數的學生對我而言,其實我連名字也記不得,只有那些常規外的極端值,困擾過我的,或者驚艷過我的,或者願意找我聊聊的,或者我得找他聊聊的,我們才又多了一些什麼值得思念與記憶。「無差別」,作者如是說生命政治底下的科層化管理。「我們可以好好道別」,畢柳鶯醫師在母親決定斷食往生的二十一日內,說大家一起聽著母親與大家的故事,一同臨在著她的離開,也一同見證著離開,也一同帶著思念,繼續走人生的道路。那個「誰」,如同德勒茲在《尼采與哲學》當中點出尼采的提問之核心,也就是權力關係的分析,最重要的是追問,那個誰。而如果伴隨著鄂蘭《人的條件》對行動的思考,權力是種生成,是種創造,是種新的連結可能。那麼「誰」來決定「誰」可以怎麼生老病死,「誰」可以說了算,「誰」說的能被算,其實就是很關鍵的事情。

        什麼是可以確定的事呢?當學者說著也許這本書談的是「不確定的事」,就像不知道果陀什麼時候會來,但是人們就這樣等著,也像書裡提到港口等待的那人,希望能夠聽聞到人們談起那位女士的故事。但對他們而言,有所謂的「等到」嗎?如果我們從布希亞談物的序列的思路來看,一個收集的完結,也是收集者的完結,所以在希希亞《物體系》裡談到當某人知道他收集的某個系列即將完結時,他寧願焚毀那所謂最終者,而留下懸念。

也許人們不真的想知道所謂事實,所謂完結,所謂不再爭辯,就像拉圖在他的科學人類學研究中,事實之所以為事實,實際上是諸多網絡之結盟,而不再有人能夠質疑之,但是,會存在所謂的「最終事實」嗎?拉圖沒有回答我們,畢竟若「最終事實」存在,科學也不會是科學了,科學終究擁有的是相對較強的事實。也因為事實是強弱關係,如同其在對巴斯德的討論,所以視角不同者,自然選擇順從之外的發聲或出走。

回到懸念這件事,懸念不甘願被事實扼殺,不甘願在事實眼前低頭。尼采在《善惡的彼岸》裡提到,記憶不在事實面對低頭,最後記憶戰勝了事實,與其相信真實,也許人們更需要一個謊言──她只是遠行了,不是永遠離開我們──事實主義者是乏味的,說故事的人寧願相信,每個集會的當下,她都與我們同在──人是用故事做的,而不僅僅是肉身做的。所以她說過的話,作過的事,留下的物件,看起來是扼殺了時間,但又超越了時間。當Bourdieu引用柏柏人的說法「引用即是復活」,又或者教友們說「神活在我們之中」,既不在,又在,在與不在,存在於我們的念想與召喚。懸念懸念,在中文世界,懸又有高舉的意思,一直掛在心上,大家都感受得到。

回到方法問題,事實主義者,其實也就是句點王。「事實就是如此。Done。」但如果這樣子的事實使我們衰弱、使我們失去、使我們無力,寧可不要事實,尼采在〈歷史的用途及濫用〉如此告訴我們,我們寧願要神話,要宗教,要音樂,要歌唱,要舞蹈,就是不要歷史,更何況,那不是面對未來的歷史,而是一場過去的,被認為蓋棺式的歷史──我要棺材作什麼?尼采如是說。

 

也許,「也許我們寧願要一個危險的也許?」

 

也許渡鴉就是舅舅來看我們,而他一直都在。也許聖誕老公公真的存在,也許他真的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也許,一個危險的也許。那棵樹一直都在,如同我記憶中的樣子,只是更大叢了一點,左營自勉眷村,溜冰場旁,大榕樹下,有著我的兒時成長記憶,大榕樹還在,我就能知道家的位置,我就能知道我的兒時曾經存在過,那些記憶不是夢幻,而是專屬於我與我們的片段。你在,你也不在。奶奶那時候的離開,我在台北讀著碩士班,我不在,但是離開的奶奶,卻是有時候會在。隨著我見得親人的奶奶,我感覺那是我的奶奶,as if,是也不是,心理學覺得移情會出問題,但也許移情也是種療癒與補救的過程,但是再來一次,真的是再來一次嗎?確實危險,確實需要在投入與距離之間,理性與感性之間,克服那危險的也許。也就是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第四卷他自己的核心困境「克服mitleiden」,克服同情/克服共苦,走上自己的路。太極拳也是這麼說的,「中正安舒」,任他巨力打吾,不能奪我吞天之氣,接地之力。不為了自己的同情,而陷入共苦的情感當中,如若有情,一起練練拳吧──我們從走路開始學習,學習虛實分清,避免中風與帕金森式症,如若仍有求生意志,那就學習當個太極圓球吧,臥床者先從床上翻滾與移動屁股之中軸開始rock the world吧。

 

韋伯的理念型,希望用明確的概念把事情講清。班雅明的象徵與普魯斯特的瑪德琳,70多頁的一瀉千里。我的感覺不是你的感覺,也許你也曾感覺,我們我們皆曾感覺,而經驗不會僅僅是私人的,但也唯有當你有過那個感覺,也許你才會懂我的感覺,如同陳建年的歌裡說的。為什麼渡鴉是舅舅,為什麼在卡布大地上佈滿了動物的屍體,卑南族青年就決定回鄉fight光電,為什麼對於黃瀚嶢來說,火刺木是永恆回歸的浴火考驗,是再生與光鮮的抵抗與堅持,因為那是一個又一個故事,是store(存儲)的story(故事),故事不僅僅是文字與概念,更重要的是其中有感受,概念是與力相關的,涂爾幹如是說,概念是與激情相關的,尼采如是說,文字裡是有血的,尼采說他只愛用血寫下的文字。但是在夢裡,夢裡更直觀,是形象image,是想像力imagination,是一種刺激與衝擊,是一種不以一言蔽之,而是直觀觀地要求你沉浸,要求你在乎,要求你直視的形象,就像尼采談的阿波羅,那閃亮亮的表象,而阿波羅又是療癒之神。夢的碎片,也是自我敘說之鏡,我們可以不當一回事,又或者,認真地,看得這些碎片,不見得需要拼湊,但一定值得去感受,究竟神靈是如何在夢中召喚著我們,引領著我們。這也許就是所謂的象徵,symbol,重新連結,統合(sym)承載(bol)。看起來是碎片之物,也許完形在其中,碎形不碎,而是一中有全,而那個全則依賴著我們的參與與投入。

禪宗說,不離自性,又說,普提本無樹,隨緣說法。《小品般若》說,不住心,不住不住心。又或者六祖惠能開悟之偈:「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論是自性、不住心、無所住,談的都是那既在又不在之對象,既在我們之中,又在我們之上者,如同上述所說的象徵,我們既在象徵之中,我們又不全是象徵,但是象徵又帶領著我們走向全體──在那尋求著的過程中,我們試著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一個尋求完滿的過程。港口邊的孩子,等待著母親的消息,也許等待本身使其完滿,在旁人看起來是執念,是病理,但如果我們暴力地奪去他的思念,奪去他的期盼,他還剩下什麼?孩子看起來困乏,但他有著自己的理念,有著自己的堅持,有著自己的盼望,說不定比起自居醫生的人,他更富有。尼采說:醫生自己有病,還要告訴大家,大家都病了。也許是尼采對生命政治,以及所謂民族國家最露骨的批判。

生命本身如若一種追求,seeking,看那已如若看見的,求那似乎可求的,此種意志,是生命為自身的空虛尋找的出路。渡鴉還在,舅舅與我們在一起;神主牌還在,祖先與我們在一起;經典還在,思想家與我們在一起。閃亮之物,在陰闇之處,指引著路,如同中陰身所見之光,或渡亡者偶遇之觀音,此身不孤,我們都在,都在。

 

2024年7月19日星期五

讀《沒口之河》暨與友討論後隨筆

 讀《沒口之河》暨與友討論後隨筆

夢境的美化作用。
如果說黃瀚嶢在書中的寫作結構,以「茵陳蒿」在破壞中的站立為姿態,這樣的站立也許呼應著《巴奈回家》一書的盤據與堅持,也呼應著邱寶琳在其博論中對於喚醒族人不要貪婪的堅持,是苦難中的挺拔與堅持。但如果這樣子作結尾,沒有所謂的happy ending或者對於希望的許諾,這還是本能吸引高中生閱讀的書嗎?可能變成一本大人的著作吧。(但也許會太大人了一點,也許當個孩子更好一些?)
最後作為章節圓成的「苦楝」的雙重涵義,則是指向了不同的想像,是漢人思維下的「苦苓仔」(可憐),還是卑南族群的除喪、除穢、庇蔭、庇佑、延伸到交流、傳承,與靈界的溝通。部落青年夢見部落大地上動物的屍體而運動;黃瀚嶢夢見自己的身體也持續運動。夢境在這本書指向了夢想,沒口之河的「之」,也指向了古漢文語義上的「往、去」的意思,雖然沒口,但是有河,不管那河在記憶中,或是潛伏在地下,或者在未來的應許。
「這本書太文學了!」
「這本書對衝突淡化了許多!」
「這本書太過浪漫了!」
「這本書只是他個人的觀察!」
「這本書美化太多!」
犀利的「批判」在這裡是看不太見的,溫柔的走過與觸碰,倒是不少。但是被稱為具有的「鷹眼」的作品,終究仍是鷹,雖然常笑稱自身不是衝組,但其實最衝的文字藏在自70頁起的知本溼地導覽者的片段:
「我們現在該問,現況已經如我們眼前所見,那麼我們要努力讓這片土地往什麼方向前進呢?往那種,對現在所有使用者,所有動物居民與鄰居,更友善的方向前進,還是,往一個計算後最大短期收益前進,讓土地只剩單一用途,更徹底改變土地,然後把所有上面不要的東西再一次排除,把產生的外部效應,包括污染、廢棄物、失去緩衝帶形成的災難、流亡的生物,還有少數保留在沖積扇上的文化,分攤給周邊環境,扔到其他我們選擇不理會的『荒野』,例如,把這裡變成光電廠後,讓汙水直接排進海洋,讓動物和原本在這裡活動的人自行離開到其他野地,等於局部滅絕,或讓這裡產生的廢棄物改運到掩埋場或者運到高雄焚燒,讓廠商因颱風海水倒灌造成的損害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失去緩衝的原野後,讓增加的受災成本回到巿場,回到我們身上──這一切就叫外部效應,是廠商毋需負責,但是整個臺東需要買單的。
最後,我們今天解說的這些,可以在野地觀察到的歷史訊息,在未來一定會變得更細碎更難閱讀,更容易忽略,變得更像傳說,也有可能直接被掩蓋,那就有點像是我們遺忘一件事情的過程。
我們想要這樣的沖積扇嗎?其實臺東已經有兩個沖積扇已經是這樣了。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真討論一下,如何試著讓最後這個沖積扇,有其他的可能,有一個不一樣的未來,一個不會失憶的未來呢?
好像每次解說都是這樣,最後變得越來越亢奮,在海岸林的樹下,我的語速愈來愈快,叨叨絮絮,自顧自地說著。也不知道聽眾最後,到底會記得什麼。」(頁80-81)
不衝的人會寫下這樣的文字嗎?這可是酒神戴奧尼斯修斯等級的激情呀,或者說,祖靈召喚下的文字吧?
他又說「這幾年,在知本沖積扇的探索中,某些時刻會突然覺得,這裡幾乎能解及整個世界--但這是個只能從知本所出發的宇宙,若以其他地方作為出發點,其描繪出來的世界又將截然不同--其意義是,當無端空降的某個世界佈局強加於在地,在地就該為了自己的『在地世界』,與之協商與抗衡。」(253)
像火刺木一樣耀眼的男子,一樣強悍的姿態呀!
「永遠不該就此安心,永遠不應結束,永遠都要持續回來。」(260)
「只要記憶不斷有重新解構的可能,就個人意義上,就仍有持續說故事的必要。」(260)
這是位有著火熱的心的說話者呢,我想就像他不認為存在無人的自然,無物的社會,人物是交織的,我想他不認為現實與夢境是二分的,而夢境之所以有美化作用,或許是因為現實也可以是美的吧?
如果這書讀起來浪漫、讀起來文學、讀起來少了些衝突、讀起來很個人,讀起來美化太多,那麼是不是我們某個程度上不再相信浪漫、不再相信文學、不再相信衝突可以減少、不再相信個人(也許包括我們自己),不再相信世界的美化是可能的,那麼這樣的現實似乎也太乏味無趣了一點。
超現實主義是社會學的導師,勾勒不同的未來。
美化的世界也是人們可以想望與企盼的世界。
繼續說故事,繼續回到在地,繼續扭動、流轉與翻身。

2024年7月9日星期二

《沒口之河》閱讀隨手記

今天閱讀《沒口之河》一、二章。一口氣讀到了第二章,發現自己已經作了不少筆記。木麻黃(12)、知本溼地(21)、沒口(28)、法規上成為溼地意味著什麼(33)、賞鳥的基礎建設(51)、溼地如何再現給他人,那就加入時間向度的考現學吧!(52-53)、野地「似乎」不會受災的迷思(67)、銀合歡(71)、溼地與地球之腎(75)、荒地種椰子樹可以換得更好的地上物補償金(77)、此處「溼地」承接所有被排斥者以及所有的意外(79)、新開發案的外部效應作為代價(80)。這些就是我記下記號的頁碼,也在書頁上折了角,靜待想法醱酵。

 

荒地之下有伏水,木麻黃上待遊隼,無效益之地,緣於人類視野狹隘。龜毛於文字之藝的作者,在詩與史之間寫小說,替未能發聲者發聲。細膩觀察各色人物如何相互牽連,因理念相聚,因利益相鬥(挖出一個出河口,或者築起一個河口,但我們都忘了非人行動者的時間,不見得與人類同節奏呢)。社區不等於部落,利益到底進到誰的口袋,猛然想起《熟番與奸民》中飽私囊的漢通事,如何才是為部落、為社區、為生態謀求公共利益呢?

 

讀到第二章末,作者的熱血沸騰,想起來相關的一些討論,也可以連結Bauman的《廢棄的生命》一書(廢棄的不只是物,還有在此曾居住過或鄰近住居的諸殘命),Anna L. Tsing的舊譯《末日松茸》(林浩立協助翻譯的新譯本:《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論資本主義廢墟中生命的可能性》)以及賽荷的《自然契約》等書,蠻期待接下來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