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Yagi, K. (2005). Karl Knies, Austrians, and Max Weber: a Heidelberg conn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32(4), 314-330.

 Yagi, K. (2005). Karl Knies, Austrians, and Max Weber: a Heidelberg conn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32(4), 314-330.

以下譯自chatgp

韋伯的案例

那麼，Knies對年輕學生的影響是怎樣的呢？我們有一位學生作證，他將Knies的經濟學通識課程的內容寫給父母。當他第一次修讀這門課程時，他覺得Knies的課程太無聊了。第二學期他仍然認為Knies的講座不夠有趣。然而，到了第三學期，他的觀點完全改變了：

現在，通過學習亞當·斯密等人的幾個基本經濟概念，Knies對我產生的印象與一年前完全不同，當時我在學期中期曾去過一次他的講座，覺得非常乏味。只是他說話太快了，我很難記下他說的話，因為他的演講比昆諾·菲舍爾（Kuno Fischer）的還要流暢。只有他的聲音——它似乎為世界所困擾，好像他對他所介紹的所有事實都感到遺憾——削弱了他極其聰明和富有創造力的演講的影響[13]。

這位學生就是馬克斯·韋伯。由於韋伯主修法學，Knies的經濟學通識課程是他大學期間唯一修過的經濟學課程。在通識經濟學課程中，Knies討論了幾個可能吸引韋伯注意的主題：社會文化因素對經濟的影響、經濟法則的限制和有效性、將經濟交易劃分為個人、慈善和國家行為等等。特別是對美國南部「自由」和「非自由」勞動的比較，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韋伯在弗賴堡大學就任時的主題。韋伯似乎也研究過Knies的政治經濟學。顯然，Knies的課程形成了韋伯對經濟學的觀點，具有廣泛的社會和文化視角。

1897年，韋伯作為Knies職位的繼任者回到海德堡。他必須準備通識經濟學課程，這是他十幾年前修讀過的課程。1897年的教學大綱包含了龐大的經濟學文獻，分為六部分講授。1898年的教學大綱則是對第一部分的詳細總結，即經濟學的概念基礎。韋伯的講座與前任的不同之處在於接納了奧地利學派的概念，而這對Knies來說是陌生的。韋伯在講座中引入了奧地利學派的概念，如「經濟行為」（Wirtschaften）、「預防措施」（Vorsorge）、「邊際效用」（Grenznutz）、「歸因」（Zurechnung）、「服務的回報」（Nutzleistung）等，這些概念構成了講座的理論核心。

韋伯對奧地利學派的偏好對學生們來說是明顯的。一位記者在一份學生雜誌上這樣描述：

...上學期那位被提到的韋伯教授，也許你們從國家社會黨那裡認識他，從弗萊堡來到這裡擔任Knies的職位，這位歷史學派的泰斗。一些團體對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認為他是一位隱藏在灰色背後的年輕力量。他的精神從他的第一堂講座中就展示出來了。在說了一些激進的話之後，他現在以奧地利學派的戰士的身份出現，希望將Bo ̈hm-Bawerk和Menger的體系引入德國。遺憾的是，我們的教授對他的謙卑角色並不滿足。他還想成為馬克思的批評者...[14]

然而，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討論的[15]，當韋伯在他的通識經濟學中選擇奧地利的框架（"抽象理論"）時，他加入了兩個限制。第一個是歷史限制。在韋伯看來，經濟學家所假設的理性經濟行為是通過漫長的歷史「調整過程」（Weber，1990年，第29頁）施加在個人身上的。它預設了「現代西方型人類」或「經濟文明人類的生活」。第二個是邏輯限制。在理性經濟理論中，韋伯看到的是「不現實的人」，他們忽略了任何非經濟動機，全力以赴地進行理性經濟行為，具有「完美的經濟知識」（韋伯，1898年，第30頁）。

Knies對Menger和Schmoller之間的方法論辯論不感興趣。Knies主要對英國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感興趣。經濟學中的邊際革命在他的知識之外進行。而年輕一代的情況不同。韋伯非常認真對待它。韋伯繼承了歷史學派的廣泛社會政治經濟現象觀點，尤其是卡爾·Knies的觀點。然而，韋伯需要一種確切的理性邏輯結構來把握他的「理性化」主題，這與個人自由相結合。Knies無法提供這樣的邏輯方法，因為他只承認在追求自由人願望的規律性方面，最多只能有類比。韋伯不得不深入研究Knies的思想，尋找社會經濟學重生的種子。這成為韋伯在罗舍尔和Knies中的反思動機（罗舍尔和Knies，1903-1904年）[16]。

根據威廉·亨尼斯（Wilhelm Hennis）對「人類科學」的描述，強調了Knies經濟思想中的個人性因素。幾乎可以肯定，Knies是指導韋伯走向政治經濟學的導師。然而，他不是在同一個位置上接替Knies，而是在理論家，尤其是奧地利學派的推動下接替了前進的位置。

[13]馬克斯·韋伯給他的父親的信，1883年5月5日。引自韋伯（1936年，第74頁）。我在Hennis（1988年，第128頁）中使用了K. Tribe的翻譯。

[14]「上述提到的韋伯教授，您可能從國家社會黨那裡認識他，上學期他從弗賴堡被聘請到這裡來接替Knies的位置，Knies是歷史學派的一位重要人物。有些人對他抱有很大的期望，視他為一股新力量，然而他卻令人失望。他的第一堂課就顯示出他的本性。在一些激進的言論後，他很快就被證明是奧地利學派的擁護者，試圖將Böhm-Bawerk和Menger的理論引入德國。可惜，我們的教授不僅滿足於這種謙虛的倡導者角色，他還想成為馬克思的批評者...」（摘自《社會主義學生》1898年第2期，1月21日。引自馬克斯·韋伯《總集》，第I/4冊，1993年，第45頁附註）。對馬克思的批評也是韋伯從Knies和Böhm-Bawerk那裡繼承的主題。

[15]參見Yagi（1997年）。還可以參考最近的韋伯文獻，如Eisermann（1993年）、Tribe（1995年）和Swedberg（1998年）。

[16]在Yagi（1997年）中，我從「方法論辯論」到馬克斯·韋伯的方法論反思的進展進行了追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