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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公共空間隨機殺人事件實證分析

案件概況與時代背景

臺灣自1949年以來社會治安整體良好，但隨機殺人事件（無差別攻擊陌生人的殺人案件）仍偶有發生，尤以21世紀後開始引起社會高度關注[1]。首起引發全國討論的隨機殺人事件可追溯至2009年：時年36歲的黃富康於臺北士林區以榔頭及小刀隨機襲擊路人，造成1死2傷[2][1]。此案震驚社會，被視為戰後臺灣第一件無差別隨機殺人案件。隨後數年間又陸續發生多起類似事件，呈現逐年增長趨勢並伴隨不同的社會背景脈絡：

2012年曾文欽事件：發生於臺南市遊樂場廁所內，曾文欽誘騙一名10歲男童並加以割喉殺害[3][4]。曾文欽坦承作案前查詢過法律，認為「現在台灣殺1、2個人也不會判死刑，我就被關一輩子就好」，甚至揚言若未被捕將「繼續殺人，直到被抓為止」[4]。此冷血言論引發社會譁然，再度激起對死刑存廢的討論。
2014年鄭捷捷運殺人事件：大學生鄭捷持雙刀在臺北捷運板南線車廂隨機砍殺乘客，造成4死24傷的慘劇[5]。這是臺北捷運開通以來首起隨機殺人案，對習以安全自詡的臺灣社會造成極大衝擊[6]。鄭捷最終被判處4個死刑，於2016年執行槍決伏法[6]。此案後，社會集體對公共運輸的安全產生陰影，捷運空間一度被視為不再絕對安全的日常場所。
2015年隨機殺童案件：2015年5月，28歲失業男子龔重安闖入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持預藏水果刀割喉8歲女童，導致其傷重不治[7][8]。龔嫌事後供稱自己「找不到工作想殺人」，甚至妄圖效法鄭捷成名[9]。同年7月，又有失業男子郭彥君在捷運中山站出口附近隨機持刀砍傷3女1男[10][11]。所幸該事件未致死，但接連發生的校園與捷運隨機砍人案已令社會人心惶惶。
2016年「小燈泡」命案：發生於臺北市內湖區街頭。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王景玉在捷運西湖站附近持菜刀當街斬首4歲女童，造成震驚全臺的殺童慘案[12][13]。由於被害女童母親王婉諭日後投入公共事務，案件廣為人知稱為「小燈泡案」[14]。本案掀起對精神病患管理與社區安全網的檢討，同時也引發民眾對社區環境與學童安全的極大焦慮。
2020年新店隨機殺人案：發生於新北市新店區街頭。23歲男子王秉華因與妻子爭吵，一時情緒失控，竟持車上預藏的生魚片刀刺殺一名素不相識的機車騎士，導致無辜男子傷重不治[15][16]。此案顯示家庭糾紛與個人挫折也可能外射為隨機暴力，凸顯日常生活壓力累積的潛在風險。
2024年台中捷運砍人案：2024年5月21日中午，20歲護專學生洪淨攜帶菜刀與水果刀，在台中捷運綠線車廂內隨機砍傷乘客[17][18]。此次共造成包含嫌犯在內4人受傷，所幸無人死亡[19]。令人關注的是，洪淨刻意選在鄭捷案十週年當天作案，具有強烈的模仿動機[20]。判決書指出洪嫌長期患有精神疾病且多次輕生未遂，在校遭受斥責心生怨懟，遂希望透過在公眾場所隨機殺人來「嚇嚇社會」、並使自己被判處死刑[20]。然而二審時他當庭下跪道歉且與被害者和解，最終獲減刑至9年9個月徒刑定讞[20]。
2025年張文北車隨機殺人事件：2025年12月19日傍晚，27歲男子張文在臺北車站地下通道投擲汽油彈與多枚自製煙霧彈，隨即持長刀移動至鬧區街頭無差別砍殺路人[21]。本案共造成3死5傷（不含兇嫌），張文最後逃至鄰近大樓天台墜樓身亡[21]。張嫌作案前已顯示出高度危險徵兆：包括搬離租屋處、連續縱火多起等異常行為[22]。這起事件是臺灣捷運史上第三起隨機殺人案[23]。媒體與警方調查發現張文曾服役但遭汰除、長期人際隔絕且工作不穩[24]。他選擇在下班尖峰的市中心犯案，手法更結合爆燃裝置製造恐慌，其規模與手段之駭人，再度震撼全國。

總觀上述案件，可以看到隨機殺人的加害者年齡多介於20至40歲不等，犯案空間涵蓋捷運車廂、車站出入口、校園及街頭等公共場所，且近年有模仿前案之趨勢[20]。各事件背後的社會時代背景各有不同：例如2009~2012年案件出現在全球金融危機衝擊與本土犯罪形態轉變之時，2014~2016年案件橫跨太陽花學運後的世代氛圍與社會轉型期，而2020年後的案件又反映疫情前後民眾生活壓力與網路世代的孤立感等等。然而，這些事件的共同點是在原本被視為安全日常的公共空間中，發生無差別攻擊無辜者的慘劇，因而格外挑戰社會的安全感與信任感[25]。下文將從社會類型、心理動力、空間意涵與社會回應等面向，深入分析這類隨機殺人事件的成因與影響。

社會類型學分析：加害者類型與結構因素

針對這些隨機殺人事件，我們可以嘗試建構加害者的社會類型學（typology），並探討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根據媒體報導與專家觀察，臺灣此類事件的加害者大致可分為下列類型：

孤立邊緣型：這類加害者平日社交極度孤立，缺乏親友支持，常自我封閉於邊緣狀態。例如鄭捷在校友人稀少、張文與家人斷絕往來長達數年[24]。他們多半是年輕男性，習慣單獨行動，與社會主流疏離[26]。長期的孤立使其對世界的現實感逐漸崩解，內心累積強烈的疏離與失控感[25]。
復仇報復型：此類加害者心懷對他人的憤怒怨懟，試圖以無差別殺戮向社會「報復」。例如王秉華因家庭爭執而遷怒陌生人，以發洩對妻子的不滿[16]；洪淨則對師長斥責與人生不順心懷不滿，藉隨機砍人來恐嚇社會[20]。這種報復心態源於對自身處境的極度不滿，受害者被視為無差別的替罪羔羊[27]。
精神疾患型：相當比例的加害者患有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礙，犯案時可能處於病態心理狀態[28]。統計顯示，臺灣無差別殺人者中約有高達七成五曾被診斷出精神疾病，尤以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和憂鬱症居多[28]。典型案例如內湖殺童案的王景玉，行兇時明顯受幻聽妄想支配[29]；另有發生在捷運的數起隨機傷人案嫌犯被當場發現有精神狀況不穩定的跡象[30]。這類型往往缺乏治療意識，高風險個案很少主動求醫，自以為沒有問題，導致長期潛藏於社區中[25]。
模仿效應型：某些加害者受到先前同類事件的啟發或刺激，有意「複製」類似的犯罪情節。日本將這種模仿式無差別殺人者稱為「通り魔」現象[31]。在臺灣，洪淨精心選在鄭捷案十週年動手，就是典型的模仿犯[20]；2015年龔重安也公然表示想成為「第二個鄭捷」[9]。模仿型加害者常將先例視為自身行動的藍本，顯示媒體傳播與社會話題對犯罪行為有推波助瀾之效[32]。

上述類型並非截然分明，一名加害者往往同時具備多重特質（例如既是孤立者又有精神疾患）。然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幾項結構性共通因素：

首先是都市化與社會疏離。研究指出，快速的都市化進程使人際關係冷漠化，社群支持削弱，個體更容易陷入缺乏關愛的孤獨境地[32]。城市裡陌生人的冷漠，加上鄰里互不關心的氛圍，讓潛在的高風險人物得不到及時的介入和幫助。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孤獨與絕望感深化，為極端行為埋下地雷[32]。鄭捷、張文等人雖生活在高度都會環境，卻幾乎與周遭社會脫節，其犯案前的異常舉動未能引起警覺，就是社會疏離的表徵。

其次是經濟與就業結構的轉變。許多年輕世代長期面臨就業不穩定、居住困難及經濟壓力，內心積累大量挫折和憤怒卻缺乏適當抒發管道[33]。例如龔重安與郭彥君皆長期失業、生活無著，終至以暴力「宣洩」對社會的不滿[9][34]。侯崇文教授指出：「憤怒本身並不可怕，但當憤怒無處安放、且與社會連結斷裂，就可能轉化為極端暴力行為」[33]。在全球化與勞動市場靈活化的衝擊下，社會底層和年輕族群的不安全感上升，對未來充滿剝奪感與無力感[35]。這種結構性壓力為隨機暴力事件提供了溫床。

再次，網際網路與次文化影響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代結構因素。網路時代資訊傳播迅速，暴力事件容易被模仿。有學者指出，網路上對殺人行為的相關訊息散播，降低了一些邊緣人對殺人的心理抗拒，使之獲取模仿犯罪的「管道」[32]。鄭捷案後，各種論壇及影音頻道對其動機、手法的討論充斥網路，可能在無意間鼓舞了後繼者。倘若缺乏媒體倫理與內容管制，網路甚至可能成為培養下個隨機殺人犯的土壤之一。

綜合而言，隨機殺人事件並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而是個人類型與社會結構交互作用的產物。都市化帶來的人情隔膜、經濟變遷引致的挫折憤懣、以及資訊環境的扭曲，都共同構成了此類極端事件的社會背景。理解這些類型與結構因素，有助於我們釐清隨機殺人現象背後的成因脈絡，也為下一節探討心理社會動力奠定基礎。

心理社會學動力分析：個體心理與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

在隨機殺人案件中，加害者內在的心理困境往往與外在的社會環境相互激蕩，構成複雜的心理社會動力。換言之，個體的人格脆弱、心理病理與其所處的社會脈絡之間，形成了一條走向暴力犯罪的風險軌跡[25]。以下從幾個關鍵面向解析這種互動關係：

童年逆境與創傷經驗：許多研究指出，隨機殺人者在成長過程中常遭遇嚴重的家庭功能缺失或心理創傷。美國一項對少年殺人犯的大規模研究發現，將近四成的行為人童年曾目睹過嚴重暴力、家庭成員曾入獄，約一成曾受虐待[36]。家庭破碎（離婚、喪親、長期分離）、照顧疏忽、暴力對待等逆境，都顯著提高日後罹患精神疾病的風險[37]。在臺灣，2015年捷運隨機砍人案的嫌犯郭彥君便有幼時父母離異、被親人遺棄的經歷[38]；他青少年時期問題不斷，成年後長期沉迷毒品、孤僻失序[38]，這類早年經驗的陰影極可能助長其反社會傾向。童年創傷對人格發展的扭曲，使某些人日後難以建立正常的同理心與人際連結，埋下心理隱患。
身份認同挫折與孤獨感：許多加害者在社會競爭中屢遭挫敗，對自我價值產生深刻懷疑，最終陷入身份認同的崩解。鄭捷曾在日記中透露對人生虛無的感受；張文原本擔任志願役軍人，被迫汰除後生活失去重心[27]。他們在主流價值體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個人存在感被極度削弱。長期的孤立無援更使現實感日漸模糊[25]。許景琦醫師分析：「無差別攻擊陌生人，往往不是出於清楚的仇恨對象，而是源自對整個世界的瓦解感與失控感。」當一個人長期活在孤絕之中，對現實的掌控感蕩然無存，自我認同徹底崩解，行為便可能走向極端[25]。因此，我們看到不少加害者其實也抱有尋死念頭：洪淨曾多次輕生未遂，希望借犯罪求死[20]；張文最終自行了結性命，某種程度上也是把自我毀滅與他人毀滅相聯結。
心理疾病與現實壓力的交織：精神疾患並非直接等同暴力，但當嚴重精神病症狀遇上現實壓力，可能成為危險的組合[39]。許多隨機殺人者同時患有精神病（如思覺失調、躁鬱症）並經歷人生重大挫敗，兩者交織下促發犯罪行為[28]。例如王景玉因思覺失調症發病而殺童，但他發病誘因之一是長期失業與社會隔離，使妄想內容指向對無辜孩童的投射性攻擊[40]。洪淨本有心理疾病病史，在校表現不佳又缺乏支持，一念之差選擇以暴力解脫[20]。可見疾病症狀降低了行為人的現實判斷（如幻聽命令行凶或被害妄想），而現實生活的不如意又增強了他們對「攻擊世界」的執著。值得注意的是，這類高風險患者往往否認自己有病，不主動尋求治療[25]。當家庭和社區未及時介入，他們長期處於治療缺口中，最終釀成悲劇。
社會排斥與仇恨投射：隨機殺人事件中，加害者常將內心的痛苦轉化為對社會的敵意。他們普遍感受到被社會排除在外，無論是因經濟弱勢、人格古怪或病痛，都成了圈外人。在長期挫敗中，他們對「正常人」乃至整個體制產生扭曲的仇恨投射，將社會視為虧欠自己、需要懲罰的對象。例如鄭捷在犯案前毫無特定目標，坦言「想隨機找人來殺」來體驗刺激與發洩對人生的不滿[9]；郭彥君因自覺被社會拋棄而懷恨在心，他在下手傷人時對象也是完全隨機的路人[10][41]。這種將自身不幸歸咎於外界並採取攻擊行為的心理機轉，反映了個體心理與社會環境之間最危險的錯置：明明真正需要的是社會支持與心理治療，卻以破壞社會的方式來「求救」或「報復」。
失控感與全能感交錯：有些研究者指出，隨機殺人者在犯案當下，內心經歷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一方面是對自身境遇完全失控的絕望，另一方面透過暴力行為瞬間獲得一種扭曲的全能感。他們透過掌控他人生命的舉動，暫時填補內心巨大的無力與空虛。鄭捷案後的精神鑑定顯示他沒有精神病，但人格冷漠疏離、道德感缺乏。他在法庭上平靜描述行兇過程，甚至表示「沒有特別的感覺，只是想試試看」[9]。這透露出他的內在情感機制幾近麻木，而殺人行為成了他體驗存在感的途徑。張文在犯案全程中多次換裝、設下引爆裝置，有如預演劇碼，最終選擇跳樓謝幕[42][43]。這種對暴力場景的掌控，或許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感受到對「命運」的主宰。心理學上，這被解讀為在極度失控人生中尋求瞬間的全能快感，但代價是釀成無可挽回的慘劇。

綜上所述，隨機殺人事件的心理社會動力並非加害者「一時失瘋」的偶發行為，而是「悲劇的形成往往比最後那一刻更早開始」[25]。個人的創傷經歷、心理疾病、孤立處境與社會疏離等因素長期交織醞釀，高風險個體在缺乏介入下逐漸滑向暴力深淵。一旦誘發事件的臨界點出現（如生活重大打擊、精神症狀發作或媒介刺激），潛伏的動力便全面爆發為毀滅性的結果。這提醒我們，預防此類悲劇，必須及早關注那些處於邊緣和危機中的人，在他們「現實感崩解」之前將其拉回安全網絡。

公共場所的象徵意義與制度防衛機制

一再發生的隨機殺人案件中，作案地點多選在特定公共場所（如捷運、車站、校園、街頭商圈），這些空間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同時也凸顯出台灣社會在制度防範上的挑戰。

首先，公共空間作為攻擊標的的象徵性值得探討。捷運車廂、車站廣場、校園門口等場所，原本象徵著日常生活的安全與秩序，是市民集體生活的一部分。加害者選擇在此行兇，往往帶有對整個社會宣戰的意味：透過攻擊隨機路人，傳遞出對「所有人」的敵意與絕望。這些空間人潮眾多、曝光率高，暴力事件一旦發生便極易造成大眾恐慌。從鄭捷案到張文案，每次事件都讓全民透過媒體目睹原本熟悉的公共場域變成血腥現場，其衝擊遠超出單純的刑事案件，而上升為集體創傷經驗。社會心理學上，公共場所遇襲會動搖人們對日常環境的基本信任，營造出「任何人隨時都可能成為受害者」的陰影，這正是隨機殺人所造成的象徵性傷害之一。

具體而言，捷運與車站這類都市移動空間承載著現代生活節奏與文明秩序的象徵。捷運車廂封閉且乘客陌生，正是加害者實施無差別攻擊的「理想劇場」。鄭捷案之前，多數人難以想像在高度現代化管理的捷運系統內會發生連環殺人。鄭捷以一己之力將一列車廂變為隨機屠殺場景，深深動搖了城市居民對公共運輸的安全信心[6]。張文更刻意選擇週五下班尖峰時段，在臺北車站和中山商圈引爆煙霧彈並砍人，明顯意圖造成最大程度的混亂與恐懼[42][43]。可以說，這些加害者將公共場所當作舞臺，利用其高能見度來向整個社會發出挑戰。捷運站、鬧區街頭因此被賦予一種「脆弱性」的新象徵——看似井然有序的公共生活隨時可能被個體的極端行為擊碎。

至於校園，原是社區中受保護的淨土，象徵著對下一代的守護與希望。無論是2015年的文化國小殺童案，還是2016年的內湖街頭斬首案，兇手將毒手伸向孩童，都極大刺激了集體情感的底線。校園及其周邊空間成為攻擊目標，說明加害者有時刻意選擇最能引發社會震撼的對象與地點下手。孩子象徵無辜與未來，傷害孩子被視為對整體人倫道德的公然挑釁，因此引起的憤怒和恐懼也格外強烈[44]。例如內湖小燈泡案後，家長群體陷入極度的焦慮，許多人開始質疑學校附近環境的安全，甚至不敢讓幼童離開自己視線。公共空間一旦喪失安全感，其象徵意義就從「共同生活的場域」轉變為「潛藏危機的戰場」，這對社會心理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

面對公共場所淪為隨機殺人犯罪現場，社會制度的防衛機制也遭受嚴峻考驗。首先是公安維護與預防機制。重大案件發生後，政府往往立即強化公共場所的警力部署：例如鄭捷事件後，捷運站一度增加警巡與隨機安檢；張文事件發生當晚，臺北市長下令捷運與轉運站警力加倍巡邏[45]。然而，學者指出「若大費周章動員警力全面戒備回應，恐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因為隨機攻擊的發生具有不可預測性[45]。治標之策雖可一時震懾，但長期駐警並非萬全之計，而且成本高昂。在學校方面，2015年文化國小事件後，教育部要求各級學校加強門禁與警衛，提醒校園提高防護意識[46]。雖然物理防衛（如圍牆加高、門禁卡管制）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外人闖入風險，但校園和公共場域畢竟不可能成為銅牆鐵壁。在維持開放社會與加強安全戒備之間，制度設計需要拿捏平衡。

另一項重要的制度防線在於社會安全網與危機通報機制。許多加害者在犯案前其實已有異常徵兆，例如洪淨案中警方事後證實洪嫌是衛生局列管的心理疾病個案[18]；張文在犯案當日早些時候曾多次縱火尋釁[22]。這些信號若能被及時捕捉並妥善應對，悲劇或許有機會避免。這就牽涉到制度上跨部門的通報與介入：衛生醫療體系如何與警政、社福單位協作，對高風險個案進行跟蹤輔導？社區鄰里是否有管道反映身邊可疑人士的危險行為？當前制度在這方面明顯存在斷層。以張文為例，鄰居目擊其怪異舉動卻未報警，縱火案也未能馬上聯結到後續砍人案的預警。制度性的防衛機制失靈使得公共場所成了最後發生悲劇的舞臺，而前期預防錯失良機。

此外，公共場所接連遇襲後，社會也在反思這些空間本身是否存在管理上的漏洞。例如捷運系統的人員密度高但缺乏安檢，這是為了效率與便利性，然一旦發生攻擊事件，傷害範圍也相應擴大。針對這點，有人建議學習國外經驗加裝金屬探測、提升監視科技，但也有人擔心過度措施會侵犯隱私並降低捷運運輸效率。校園方面，則討論要不要在小學增派駐校保全或警方巡邏。但學校資源有限，全民皆兵也不切實際。可見，在制度防衛上，我們面臨著如何提升公共空間安全性卻不損其開放屬性的兩難。每一起事件都推動相關單位檢討改進，例如台北捷運公司在2014年後修訂了緊急應變SOP、加強員工訓練，學校方面則強化了出入控管與周界警報系統。然而制度性的演進往往滯後於事件發生，屬於被動反應。如何主動地從制度層面預防，是整個社會需要正視的課題。

最後從集體意識角度看，公共場所之所以頻遭挑戰，也在於它們在人民心中代表著「我們的生活方式」。每當這些空間被攻擊，國人往往產生一種共同的恥辱與悲憤，彷彿社會整體遭到了冒犯。因此在制度回應之外，社會也發展出一些象徵性的防衛機制：例如事發後舉行公眾追悼儀式，在捷運站、案發地放置鮮花、卡片和玩偶，以重申這些場所對我們的意義[47][14]。人們自發聚集哀悼，不僅哀惜受害者，也是在向暴力宣告：公共空間的價值不會被你摧毀。這種集體儀式與情感反應，從社會學上看也是一種「防衛機制」，透過凝聚社會情感來抵抗恐怖事件帶來的離心力，重建對空間的認同。

總體而言，隨機殺人對公共場所造成的挑戰是全方位的：不僅是物理安全，更是心理安全的挑戰。加強制度防衛需要多管齊下，包括提升警戒、完善安全網、改革空間管理等；但更深層的，是要維護公共空間作為社會共同體象徵的安全感，讓人們不因恐懼而放棄正常生活。正如有專家所言，我們最終追求的，不僅是防堵某個「出問題的人」，更是在問：如何防止我們的社會環境培養出下一個絕望且危險的孤立者[25]。這個問題將直接導向下一節有關社會整體回應的討論。

社會回應與媒體再現：敘事分歧、政策變革與恐慌效應

每當隨機殺人事件震撼社會，各界對此的反應往往走向截然不同的兩種路徑，在媒體敘事、政策主張乃至民眾情緒上形成對立張力[48]。這種社會回應模式既反映了道德價值觀的拉鋸，也形塑了隨後的政策走向和集體心理狀態。我們可以從媒體敘事、政府作為與大眾心理三方面來分析。

首先，媒體對隨機殺人事件的再現（representation）深刻影響著輿論走向。傳統主流媒體（電視、報紙）傾向於以聳動煽情的筆調報導此類慘案，著重渲染受害者的悲慘和加害者的殘忍[49]。部分媒體詳述血腥細節、播送案發現場畫面，不僅造成受害人家屬二次傷害，也可能引發社會大眾的過度恐慌[49]。更有甚者，一些媒體未經查證即報導謠言，將不實資訊擴散，導致以訛傳訛的現象[50]。針對這種情況，有媒體監督人士呼籲：「媒體應穩定社會大眾心理狀態，過度播放血腥畫面只會引發更大恐慌」[51]。然而，在激烈的收視點擊競爭下，媒體往往難以克制炒作慾望。

主流媒體敘事中，一種常見的劇本是強調加害者的十惡不赦與懲治必要性，我們可稱之為「性惡論」敘事[48]。這套劇本將兇手描述成純粹的壞人、天生的惡徒，「沒有原因就是喜歡殺人」，因此將事件簡化為道德上的善惡對決[44]。在這框架下，媒體與輿論矛頭往往直指死刑與精神鑑定制度：有人指責廢除死刑的倡議者導致殺人兇手「不用償命」，還有人認為加害者「裝瘋或真瘋就可逃過死刑」，讓人神共憤[44]。於是，在這敘事下，隨機殺人案背後彷彿另有「真兇」：廢死團體與現行精神疾患司法制度被妖魔化為幫兇[44]。輿論熱烈呼籲立法「殺童者一律處死」等極端主張，要求盡速處決兇手以杜絕後患[44]。例如2016年小燈泡案後，即有立委提案將殺害未滿12歲兒童者強制判處死刑，引發社會討論[44]。這種媒體敘事營造出道德恐慌（moral panic）：大眾被灌輸一種印象，即社會上潛藏著天生殘忍的怪物，而寬鬆的法律與人權思維使這些人有機可乘。因此，只要強化刑罰、剷除邪惡，社會便可恢復秩序。

與此相對，另有一種由部分新興媒體、學者和公民社群提出的「性善論」敘事，強調深入探討隨機殺人的深層結構原因[52]。這套觀點認為，沒有人生來就是惡魔，應從哲學、心理學、犯罪學、社工實務等角度，追究每案背後的社會失敗。例如：為何我們的社會工廠生產出孤立絕望的人？是哪些資源剝奪與支持網崩壞導致個體走投無路？[52]此一敘事將隨機殺人視為社會病徵，主張兇手背後的「真兇」其實是失靈的體制與結構性問題[52]。因此他們的訴求不是快意恩仇式的處決，而是要求政府正視治理失敗並推動改革，以預防此類事件再發[52]。例如小燈泡案受害者母親王婉諭即屬於此陣營代表：她在女兒遇害後，公開呼籲從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面著手，從根本預防隨機殺人再現，而非只關注處罰兇手[53][54]。這番言論打破了媒體慣用的悲情復仇腳本，一度令全社會為之側目[53]。然而主流媒體很快將她的發言片面剪輯成「希望讓這樣的人從社會消失」等語，扭曲為支持嚴懲的論調[55]。可見改革體制、問責政府的聲音往往被傳統媒體弱化甚至消音，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報仇雪恥的慣性敘事[56][55]。

媒體敘事的兩極分化直接影響了政策層面的回應。一方面，在民粹壓力下，政治人物傾向祭出迅速強硬的政策以回應民眾不安。例如多起殺童案後都有立法委員提案加重刑責、縮減精神鑑定減刑空間等[44]。2014年鄭捷案後，政府頂著輿論要求迅速將其處決，最終在不到兩年內執行死刑，速度遠超一般死刑犯[6]。這些舉措在支持「以殺止殺」的民眾看來，是必要的正義伸張。然而另一方面，也有專家學者呼籲理性面對結構性問題。以侯崇文教授為例，他直言當前台灣社會價值混亂、人際失信，是暴力滋生的土壤，光靠動員警力高壓維安無助根本[45]。他建議政府將資源投入事前預防，深入年輕世代生活，強化就業穩定、居住正義與社會安全網，降低年輕人被剝削感與絕望感，以從源頭減少極端事件發生[57]。這番建言指向長期的社會改革。然而相較之下，制度改革往往見效緩慢，缺乏即時的政治收益。在媒體風向偏向嚴懲的情況下，政策討論易流於短線強硬的治標手段，如修法提高刑罰、加強警察巡邏等，而對於社會支持體系的投資和精神健康服務的強化則缺乏後續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隨機殺人事件的社會回應過程中，還蘊含著政治動員與社會分裂的風險。有觀點批評，某些政治勢力利用民眾恐懼情緒來強調威權治理的必要。主張「性惡論」的一派背後隱含著對強力國家機器的需求：要求政府祭出重刑峻法、擴張警察權力、加強對「危險分子」的監控[58]。在恐慌氛圍下，民眾甚至會歡迎隨機盤檢、限制人權，只求換得心理上的安全感[58]。長期看來，這可能助長保守威權思維捲土重來。事實上，有犯罪學者感慨「當前政治對立嚴重，政治人物為權力競逐，不斷製造仇恨對立，撕裂社會，加深民眾不安焦慮」[59]。仇恨與恐慌的蔓延本身，正是道德恐慌的一部分——社會將問題簡單歸咎於某些「該被肅清」的對象，而忽略了共同體價值的重建。反之，如果採納「性善論」敘事所主張的路徑，則需人民保持理性，同時要求政府檢討施政缺失，甚至撼動既有權力結構[58]。例如日本在頻繁隨機殺人事件引發問責後，2009年出現了政黨輪替，一度將執政黨拉下臺[60]。可見隨機殺人現象的政治效應不容小覷：它既可能被利用來強化保守懲治，也可能成為促進社會改革的催化劑，關鍵取決於社會輿論與人民態度的選擇。

在大眾心理層面，每次事件帶來的公共恐慌都會呈現一定的週期和特徵。事件初期，媒體大量報導造成「陌生人恐懼症」：人們對身邊陌生人產生高度警戒，搭捷運時神經緊繃，看到形跡可疑者便心生警惕。家長們更是談「隨機殺人」色變，不願讓孩童離開自己的保護。這種對社會環境的普遍不信任感，正是公共恐慌（public panic）的表現。有些偏激言論甚至主張對精神病患「一律強制收容」，或呼籲「男性邊緣人應列管監控」等，帶有將整個群體污名化的傾向。然而，值得慶幸的是，也有另一種社會心理反饋開始出現：互相關懷的自發增加。有公民團體觀察到，在恐慌瀰漫之際，反而有一些社區居民更主動關心身邊獨居或精神疾患人士的狀況，希望及早發現異常、協助介入[61]。人們在面對隨機殺人的震撼時，內部出現兩股力量拉鋸——一股是拒絕他者的恐懼與敵意，另一股則是試圖彌補社會連結缺口的善意與同情。從長遠看，哪種力量佔上風，將深刻影響我們社會對待潛在危機人士的方式。如果選擇了恐懼與排斥，可能只會讓更多邊緣者被推向深淵；若選擇了關懷與包容，或許才能真正減少悲劇再現[61]。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流行文化與公眾討論的演變也反映出社會對此議題的反思深化。2019年臺灣高評價的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即以一起震驚社會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作為開端，透過被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媒體人、律師等多線敘事，探討了社會在面對悲劇時的不同立場與疏離[62]。這部影視作品的流行，某種程度上標誌著大眾開始願意理性審視隨機殺人背後的結構問題，而非僅停留於情緒發洩。在現實中，新興媒體與社群平台的興起也讓更多元觀點有機會發聲，去對抗傳統媒體一面倒的「報復正義」敘事[56][55]。雖然主流話語仍然強勢，但至少公共討論出現了張力——正如本報告前文所述的兩種劇本：一方喊著「一殺治百病」將問題簡化他治，另一方則追問「為何走到這一步」進行反思[44][52]。這種對立辯證，正是健全民主社會應有的現象。經由不斷的拉扯，社會或許能在極端主張與結構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既不姑息罪行，也不迴避深層原因。

總結而言，隨機殺人事件在臺灣所引發的社會回應，是一場集體價值的考驗。一方面，我們見證了媒體與民意可能被恐懼主導，出現道德恐慌和簡化歸因；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理性聲音力圖引導社會正視體制癥結。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張力平衡，關乎未來我們將以什麼態度面對類似的社會危機。正如一位媒體評論所言：「隨機殺人揭露問題，政治宣傳否認問題」[63]——我們能否不被煽動蒙蔽雙眼，從這些慘痛事件中汲取改革契機，將決定臺灣社會能否從悲劇中走向更成熟也更安全的明天。

結論

透過上述多重面向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戰後臺灣發生於公共場所的隨機殺人案件。這些事件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每一起背後都有其社會脈絡和心理成因。從時間序列看，臺灣在2000年代後進入隨機殺人事件的高風險期，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出現折射出社會轉型期的陣痛與問題。加害者的社會類型學分析顯示，他們多為孤立的年輕男性，可能懷抱復仇心理或受精神疾病困擾，而都市化的疏離、經濟結構變遷、網路資訊氾濫等宏觀因素則提供了滋生土壤[32][33]。在心理動力上，個體的童年創傷、身份挫折與精神症狀與社會環境負向交互，導致現實感崩解、同理心缺失，最終演變成以暴力向世界發出的絕望吶喊[25][64]。

公共場所之所以成為首選的犯案舞臺，不僅因為其便利和影響廣泛，更因為它擊中了集體心理的要害——破壞日常生活的安全幻覺。因此，每當這類事件發生，社會對空間意義的理解就會被重塑：我們開始意識到地鐵月台、校園圍牆後並非絕對安全，而制度防衛的網眼如何補漏，遂成為迫切課題。制度層面所做的努力和仍存的不足都一再凸顯，例如警力部署和門禁管制的強化雖重要，卻只是治標；真正治本之策在於健全心理衛生體系、社區支持網絡，讓危機個體不至遊離於社會而最終走向爆炸。

社會對此問題的回應歷程，則帶著明顯的矛盾與成長痕跡。一方面，媒體與輿論中湧動著報復與恐懼的情緒化浪潮，道德恐慌一度蓋過冷靜思考[44]。另一方面，經由理性的聲音不斷介入，我們也逐漸看到對深層原因的反省與體制改革的呼聲[52]。兩種敘事的碰撞，使社會集體陷入了反思：我們究竟要選擇以高牆電網圍住自己，以圖獲得虛幻的安全；還是勇於直面那些被我們忽視太久的陰影角落，從人性的關懷與制度的革新中找出長久之計？

或許答案並非二選一。真正成熟的社會，會在譴責罪惡和關懷弱勢之間取得平衡：既嚴正執法、追究個人責任，又反思環境、承擔集體責任。隨機殺人案件帶給臺灣的震撼與啟示正是在此。我們痛定思痛，逐步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它不只是幾個「瘋子」或「壞蛋」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鏡像。在鏡中，我們看見經濟壓力下喘息的人們、缺乏支持的角落、彼此冷漠的眼神，以及媒體放大的恐懼與憤怒。同時，我們也看見了挺身而出的平民英雄（如數起案件中不顧自身安危制伏兇嫌的勇者[45]）、理性溫和的受害者家屬、深思熟慮的專家學者——他們代表了另一種希望：即使面對再大的不安與悲痛，我們依然有能力凝聚善意、推動改善。

總結來說，1949年至今臺灣公共場所隨機殺人事件的經驗教訓，使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建構一個有韌性的社會所需具備的條件：那就是同時強化法治與社會支持兩條防線。一條防線保護公眾免受立即的侵害（透過警戒、法律制裁等），另一條防線則預防更多人墜入絕望的深淵（透過教育、福祉、醫療網絡等）。唯有雙管齊下，我們才能既降低此類隨機暴力事件的發生率，又避免在事件發生後陷入無盡的恐懼與仇恨循環。

在走過多起隨機殺人悲劇之後，臺灣社會正逐漸成熟地面對這一挑戰。我們學會在媒體資訊前保持警醒，不讓單一敘事劫持公共討論；我們開始要求政府拿出長遠方案，而非僅憑藉臨時措施平息民怨；我們也更加注意身邊角落裡那個孤獨的身影，或許多問一聲「你好嗎」。這些轉變仍在進行中，但方向是明確的：以理性對抗恐懼，用關懷化解仇恨。在此過程中，每一次對事件的深入研究和誠實面對，都是往前邁進的一小步。本報告以嚴謹的實證資料與多元觀點，嘗試呈現隨機殺人議題的全貌，正是希望為未來的社會對策提供一些參考。

我們必須承認，零風險的社會不存在；但一個凝聚共識、彼此扶持的社會，完全有能力將風險降至最低，並在不幸事件降臨時以智慧與同情來應對。隨機殺人的陰影雖令人畏懼，它也逼使我們凝視自身社會的裂痕並付諸行動去彌補。經歷震痛而後成長，這或許是這些悲劇帶給我們唯一且珍貴的積極意義。正如有人所言：「我們與惡的距離」，取決於社會選擇以何種方式與「惡」共處——是選擇隔絕對立，還是選擇治療創傷。希望臺灣最終選擇的是後者，讓公共場所重新回復為安心自在的共同生活空間，讓隨機殺人的悲劇不再輕易上演。只有如此，我們方能告慰那些無辜逝去的生命，並朝向更健全的未來邁進。[26][65]

[1] [2] 黃富康隨機殺人事件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5%AF%8C%E5%BA%B7%E9%9A%A8%E6%A9%9F%E6%AE%BA%E4%BA%BA%E4%BA%8B%E4%BB%B6

[3] [4] 曾文欽隨機殺人事件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6%96%87%E6%AC%BD%E9%9A%A8%E6%A9%9F%E6%AE%BA%E4%BA%BA%E4%BA%8B%E4%BB%B6

[5] [21] [22] [23] [24] [26] [27] [31] [42] [43] 台北斬人｜台灣捷運三起隨機殺人案鄭捷殺4人判死　一文回顧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