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務行動說明之那種「無趣的」本質反身性
對於參與實務社會學推理的成員而言——正如我們在後續研究中將看到的，對於洛杉磯自殺防治中心的人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精神科門診資料夾的教職員使用者、精神科紀錄的編碼研究生、陪審員、一位處理變性手術的跨性別者，以及專業社會學研究者——他們的關注點在於那些「就實務目的而言」、 「鑑於此一情況」、「給定實際環境之本質」等諸如此類是**可判定（decidable）**的事項。
對他們來說，實務環境與實務行動意指許多組織上重要且嚴肅的事務：資源、目標、藉口、機會、任務，當然還有用以爭論或預測其程序及所得發現之適足性的基礎。然而，有一件事被排除在他們的興趣之外：實務行動與實務環境本身並非一個主題，更不用說作為他們探究的唯一主題；他們的探究雖致力於社會學理論化的任務，卻並非為了將這些任務本身作為實務行動而進行公式化（formulate）。在任何情況下，對實務行動的調查都不是為了讓人員首先能夠辨識並描述他們「正在做什麼」。最不重要（least of all）的一點是，調查實務行動並非為了向從業者解釋他們自己關於「正在做什麼」的談話。例如，洛杉磯自殺防治中心的人員發現，若要他們嚴肅地考慮到：他們如此投入於鑑定死亡方式的工作，以至於一個尋求自殺的人與他們可以協同努力（concert their efforts），以確保「真正發生了什麼」能獲得毫不含糊的辨認，這在他們看來是全然不協調（incongruous）的。
說他們對實務行動的研究「不感興趣」，並非一種抱怨，亦非指出他們錯過了某個機會，這既非揭露錯誤，亦非一種諷刺的評論。同樣地，並非因為成員「不感興趣」就使他們「被排除」在社會學理論化之外。他們的探究既未排除使用「懷疑法則」（rule of doubt），他們亦未被排除在使日常生活的組織化活動在科學上成為問題化之外；此一評論更非暗示研究與理論化中「基礎」與「應用」興趣之間的差異。
那麼，說他們對研究實務行動與實務社會學推理「不感興趣」是什麼意思？而這樣一個陳述的旨趣（import）又是什麼？
成員的說明（accounts）具備一個特徵，該特徵對他們而言具有如此獨特且普遍的相關性，以至於它控制了其他特徵作為實務社會學探究中可辨認、理性的特徵。此一特徵如下：關於實務行動的問題特質與其探究的實務適足性，成員視為理所當然的是：若成員的實務操作要作為測量手段，藉此將這些設置中特定的、坐落的特徵帶入可辨認的說明中，那麼該成員必須在開端就「了解」他所要運作其中的設置。他們將此視為最習以為常的事實：成員每一種種類、每一種邏輯模式、每一種用途、以及每一種裝配方法的說明，都是他們使之變得可觀察的設置之「構成性特徵」（constituent features）。成員了解、要求、指望並利用這種反身性（reflexivity），來產出、達成、辨認或論證其程序與發現之「就一切實務目的而言的理性適足性」。
不僅是成員——陪審員與其他人——將這種反身性視為理所當然，而且他們彼此之間辨認、論證並使其實際的（意即「偶發性的」）實踐變得可觀察，同時將這種反身性視為其探究中不可改變且不可避免的條件而予以尊重。
當我提議成員對研究實務行動「不感興趣」時，我的意思並非指成員完全沒有、有一點或有很多這方面的研究。他們之「不感興趣」與合理的實踐、具說服力的論辯以及合理的發現有關。它關乎將「就一切實務目的而言的可交代（accountable-for-all-practical-purposes）」排除在外地（exclusively）、僅僅地且完全地視為一項可發現的事務。對成員而言，若要變得「感興趣」，將包含去承擔起使實務活動之「反身性」特徵變得可觀察；將理性探究的機巧實踐視為組織現象來檢視，而不考慮糾正（correctives）或諷刺。
洛杉磯自殺防治中心的成員與任何參與實務社會學探究的成員一樣：雖然他們想這麼做，但他們卻無法擁有它（can have none of it）。
🎨 術語與邏輯對位標註：
「構成性特徵」（Constituent features）： 這是這段文字最核心的本體論宣示。說明（account）不只是對環境的描述，它就是環境的一部分。就像魚缸裡的氣泡，它既顯示了水的存在，它本身也是魚缸景觀的一部分。
「無趣的」（Uninteresting）：
Garfinkel 用這個詞帶有一種黑格爾式的冷幽默。所謂無趣，是因為這份「反身性勞動」太過成功、太過自然，以至於對於身處其中的人來說，它就像呼吸一樣不值得被討論。
「就一切實務目的而言」（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這句話在此處再次出現。它界定了「成員」與「常人方法論者」的分野：成員是為了「平帳（解決實務問題）」而利用反身性；而 EM 則是為了「看見這本帳是如何被平掉的」而研究反身性。
這段文本與尼采對話的四個層次：
1. 「無趣」即是「積極的遺忘」（Active Forgetfulness）
Garfinkel 說成員對研究自己的實務行動「不感興趣」，這並非疏忽，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必然。
尼采的對話： 尼采在《系譜學》第二篇開頭就說：「遺忘不是一種單純的惰性，而是一種積極的、嚴格意義上的消化能力。」如果沒有遺忘，人的心靈會被無止盡的細節撐破，無法有當下的行動。
挖掘： Garfinkel 筆下的成員（如自殺防治中心的人員）必須對「反身性」感到「無趣」。因為如果他們在判定死因時，每一秒都在反思「我現在的語氣如何創造了這個死因」，他們將無法做出任何決定。
結論： 「無趣」是為了保護行動。對「程序」的無視，是為了對「結果」的效忠。 這種不感興趣，正是尼采所說的「生命得以可能的虛假與簡化」。
2. 「判定（Decidability）」對抗「真理（Truth）」
文本提到，成員關心的是「就實務目的而言」什麼是**可判定（decidable）**的。
尼采的對話： 尼采認為，真理不是對世界的發現，而是生命為了生存而對世界進行的「強暴」與「簡化」。他在《強力意志》中說：「真理是那種若不具備，某種生物就無法生存的錯誤。」
挖掘： 成員追求的不是「絕對客觀的真相」，而是**「帳目能否平掉（平帳）」**。自殺防治中心的人員鑑定死因，其目的是為了產出一個「可交代」的報告，而非還原上帝眼中的真實。
結論： 「可判定性」是現代禁欲理想的變種：只要帳目是理性的、可判定的，我們就獲得了本體論上的安全感，儘管這可能是一場集體的合謀。
3. 自殺防治中心與「禁欲祭司」的職能
Garfinkel 特別舉了洛杉磯自殺防治中心（SPC）為例，說明他們與自殺者如何「協同努力」來確保死因的認定。
尼采的對話： 在禁欲理想中，祭司的工作是為「痛苦」找理由。祭司說：「你受苦是因為你犯罪。」這讓痛苦變得「可交代」。
挖掘： SPC 的工作人員則是現代世俗化的祭司。他們面對「混亂、毫無意義的死亡（虛無）」，必須透過一套技術性的實作，將其歸類為「自殺」或「意外」。
深度對話： 這種「協同努力」確保了死因的**「毫不含糊（unequivocal）」**。尼采會說，這是為了防止「虛無主義」的蔓延。我們寧可要一個「確定的死因（罪名）」，也不願面對「死亡是毫無意義的隨機事件」這一恐怖深淵。
4. 「反身性」作為「不可逃避的條件」
Garfinkel 說成員尊重反身性，將其視為「不可改變且不可避免的條件」。
尼采的對話： 這與尼采的**「永恆輪迴」**產生了共鳴。如果我們承認所有的理性與秩序都是我們自己「反身性地」生產出來的，那麼我們就必須承擔起這份「自作自受」的重量。
挖掘： 成員「指望」這種反身性。這意味著我們其實深知現實是虛假的（人造的），但我們依然「頑強地」指望它。
結論： 這就是尼采筆下的「誠實」：意識到上帝死了（客觀真理不存在），但依然具備那種「工匠的意志」，在每一秒鐘的偶發實踐中，再次把這個世界給「做」出來。
🧭 筆記：
這一段文字（p. 8-9）揭露了社會秩序最殘酷的溫柔：
「為了讓生活能繼續，我們必須成為那種對『真實勞動過程』視而不見的人。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機巧』感到無趣，才能把我們創造出來的『幻覺』當成真理來信仰。」
這解釋了為什麼 EM 往往被認為是「無聊的」：因為它在研究那些人類演化了幾萬年，才好不容易學會去「遺忘」和「無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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