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生知識區位:台灣技術研究工作坊
Making knowledge Places: Workshop on
Taiwanes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日期:民國102年9月14日(星期六)上午九點—下午六點
地點:陽明大學圖資大樓403室
主辦單位: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EASTS)、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科技與社會中心、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協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內容
一、楊弘任 Latercomer
Solar Farms in Action: 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 of Green Energy in southern
Taiwan 2
評論人:邱花妹... 2
二、田畠真弓(Mayumi)
Rel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isk of Tacit Knowledge: A Case Study of TET-LCD
Industry in Taiwan. 4
評論人:陳明祺... 5
三、謝斐宇 Learning
by manufacturing parts: Reconsidering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aiwan’s
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 7
評論人:張國暉... 8
四、陳宗文 global
technology and local society: paths for korea and Taiwan to a bio-economy 10
評論人:陳嘉新... 11
五、How Robots
are made to act 林宗德... 13
評論人:陳瑞麟... 15
六、林于翔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US, Taiwan, and the world, 1949-1975. 17
評論人:李宜澤... 18
七、陳東升 The
Late-comer Thesis and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Study in Taiwan 20
評論人:傅大為... 21
八、林文源 綜合討論... 23
一、楊弘任 Latercomer Solar Farms in Action: 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 of Green
Energy in southern Taiwan
在楊老師的報告當中,他再度回到十年前曾去過的田野地,討論林邊鄉養水種電的情況。他主要討論三個行動者在該地太陽能發展所扮演的作用:地方農漁民、光電廠商與地方政府,分別匯合於太陽能電板的緣由為天災(水災及八八風災)、歐債危機回國尋找巿場與屏東縣府綠能造縣的目標。他講這個地方如何從養石斑、種蓮霧,轉變成為舖太陽能板的過程。中央大學遙測中心有對地貌監測的系統,可以查非法養殖的問題。農漁民之所以非法抽取地下水,則是因為政策因素使然(官方補助不足),因此,縣府的回應方式,則是透過養水種田來處理。楊弘任將地方農漁民分成三種人:師傅級的、一般(養殖) 業者、以及出租者。政府的政策主要吸引到第三類人,使其進入光電產業。
楊弘任的企圖在於回應ANT理論當中的討論,他先用「後進國」的概念,來界定台灣的社會狀態,他認為台灣作為後進國,必須重視社會技術組裝的現象,必須限定物的能動性,認為物的能動性是有限的;最後則是必須看到鉅觀社會角色起的作用。
評論人:邱花妹
她指出屏東的太陽能光電板的發展是有階段性的。她以德國的發展為例,德國的太陽能技術與法規現實之間的關係是共演化的(這個詞是我用的,我認為可簡要表達她的意思)。她不認為屏東養水種電的模式實現了台灣人對於太陽能發電的夢想,因為我們沒有真正成功,自給自足。她的主要批評是(1)對於非人行動者的討論不足;(2)台灣是否為後進國,有爭議(如台積電所用的化學品可能都是世界第一)。她給予弘任老師的意見是,是否在屏東光電產業的發展,有其特殊的路徑(我認為即考慮歷史問題),譬如說,關於阿波羅漂浮面板為何失敗,才能帶進技術社群在其中發揮的影響力;其次,關於社會技術模型的變遷,他認為這不見得是一個發展的問題(即由後進到先進),而是一個適當科技的問題。譬如說,農委會希望釋放廢地予太陽能發電,但環保團體及民間團體反對,因為廢地用來發電與台灣希望農地自給的目標相違背。最後,花妹老師也昃到,為何我們的太陽能發電走不出一個成功的模式,這點是值得討論。(而不應該直接視屏東養水種電為成功模式)
後來吳嘉苓老師提問,她提到可用孟加拉的發電作為比較案例,他們達到家戶自足的目標。但是台灣則是地方政府自己作,但是有了電,不知道要幹嘛,最後又賣回給台電,台灣的經驗特色是什麼呢?而林崇熙老師則反對先進/後進國的討論,認為這預設了線性發展模式。我們必須更審慎思考台灣的狀態是什麼,是另類的狀態,還是什麼別的樣子?陳明祺老師則說,從發展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所謂late-comer的late以及comer究竟是指什麼,意思不是很明白。
楊弘任老師回應,指出屏東一方面養豬,一戶面利用太陽能電解水,產生氫氣,然後轉為電池。(問:區域電網可能嗎?答,台電獨大,變成發電戶賣電給台電,再跟台電買電的狀態,這是對於技術產生影響的社會面向。)關於後者的提問,就留待最後陳東升老師後進國命題的討論再深入討論。
二、田畠真弓(Mayumi) Rel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isk of Tacit Knowledge: A Case Study of TET-LCD Industry in Taiwan
Mayumi討論液晶面板產業的發展及人材移動帶來的風險問題。她從日本的夏普談起,由於日本經濟問題,日本人材被台灣公司挖角,技術外流。日本龜山巿因為夏普無法經營,所以整個生存出現問題。台灣人從日本引進技術,生產面板,韓國人也一樣吸收日本人的技術。然後,台灣的人移到大陸,一樣的事情可能一樣會發生。
Mayumi提到台灣過去是靠開放性的人際網絡學習技術,過去是優勢,現在是問題。技術流出到中國大陸,這個情況正在發生。她用Merton(1968)討論技術知識與社會結構的關係;要大家思考關於技術知識流動與擴敵的社會後果為何?她也引用Castells(2011)指出現在的社會結構因為全球化,具有去中心與破碎的性質,網絡社會是無限制的開放結構,資本主義經濟擴張。。日本以前是終生雇用,所以技術少流動到外層,多為內部上下流通。從日本企業的角度來看,和台灣合作,會讓技術有流動到中國的風險。但是技術人員不認為技術跨海流動是問題。當然,對日本工程師來說,因為他們被夏普砍掉,為了生存,跳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日本的技術外流是大問題,但他們的人員沒有辦法在乎這個問題。
Mayumi引用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Chiffoleau 2005的討論,將培養技術與技術學習分為兩個階段:開放網絡結構V.S.合作者的封閉合作網絡。1)外在新技術的開始階段,主要是吸收外部知識,保持知識來源的多樣性,因此為了引進技術,需要開放的網絡結構;但是2)在學習新技術與創新的階段,公司拿到了新技術,工程師在公司裡用in-house的方式修正,需要強連繫,並且在自己的團體裡進行轉移,才能走到創新。
從這兩個階段來看,工程師的開放網路結構具有的風險是第三方取得技術機密或竅門(tacit knowledge)流到競爭對手方。她以日本夏普為例,說這是日本面板公司的悲劇(夏普的沒落:因股價跌,裁員5000人),因為他們的技術竅門自日本流到台灣與韓國,再流到中國去。
她也觀察到韓國應對人材流動的方式,韓國採用的是封閉創新機制,這是韓國電子公司的優勢(採封閉式的學習,陸續申請專利保護技術,員工跳槽到外國則政府跨國抓員工)。但臺灣及日本不跨國抓人,台灣採比較開放性的網絡,較少申請專利(後來的討論則說明,這或許也是因為台灣中小企業體質,無力興訴有關,所以採取持續創新的方式來保護技術)。她說「台灣公司申請專利較少,台灣是不是比較沒有封閉性的學習網絡。Relat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High-tech industry。學到的東西,馬上就流出去,沒有去申請專利。為什麼大家不申請專利?」
她分析自己過往的研究經驗,說2002年時,奇美的技術人員說覺得公司不錯,不想跳槽(2002);但被鴻海合併後,情況完全改變,大陸廠商拿錢挖角,奇美技術人員兩百人跳到中國的TCL(中國最大的電視廠商)。這個風險必須注意。
她的結論的標題是,兩種降低風險的方式:要嘛公司內需要建立封閉性的技術網絡,要嘛就是加強既存關係發展策略(持續抓人材創新,如鴻海抓夏普的人)。究竟對於技術的流動,我們應該要持續開放的網絡?還是要封閉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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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陳明祺
接著,陳明祺老師評論Mayumi的文章,他引用了過去的產業豆究,說過去認為網絡開放很好,今天Mayumi對於風險的討論,提到了技術洩露的問題,因此,網絡開放的好壞必須要看立足點在那裡?陳明祺老師引用了兩種回應方式的討論,即一種是加速創新,一種是限制流動,這和在地條件(如法規限制或地理區位的條件有關;他用的是加州與128公路的例子)。廠商的策略受到當地社會條件的限制,也影響當地社會的發展途徑。他提到了Alfred
Marshall的產業集區概念(Marshall district)(?),他也補充說明理解網路的configuration,必須思考下列問題:
(1)
網路的中介性、封閉性的不同的優勢。(Ranmerburts?)
甲、不只是開放或封閉,應思考中介問題。
(2)
空間性被碰觸到,但是沒有被討論。
甲、Marshall
District:地方社會的獨特性;連結發生在廠商之間,但還是在空間之內,和社區的社會生活緊密連結在一起。一個人在矽谷換工作,不需要搬家,只是出門換一個方式。
乙、Q為什麼龜山巿出了問題,為什麼夏普出了差錯,大家就沒有機會換工作呢?(是不是在空間上有不同於矽谷的樣貌)
丙、技術使得地方變得重要,但為什麼一個地方會失敗,一個地方會成功?(空間與技術)
(3)
leakage(?;缺口?):工程師的考慮?廠商?區域?究竟是那一個層次?有沒有可能是日本生產,台灣改進,中國生產,連結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從這裡到那裡,人員的流動給公司壓力,有必須要創新的壓力。韓國的模式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4)
政治經濟學當中,提到的國家在發展型國家當中扮演的角色,如龜山巿政府的角色為何?日本主責單位怎麼看這件事。我們看到了韓國政府有主動介入,至於台灣政府或者中國政府,有沒有介入,還是相信新自由主義那一套,都不介入,我認為政府角色值得討論。地方性的發展型國家,有時候不見得是中央下來的,有時候是地方政府促成的,總之,國家究竟扮演的角色為何,國家promote的是一個公司、一個區域,還是一個網絡?
聽眾問題:
1)
工程師的特質在學習技術上有沒有什麼影響。為什麼TFC會因為工程師被挖角就被帶走,什麼樣的Tacit Knowledge使得人流動了,技術就流動了。
2)
STS對產業社會學與組織社會學,關於TFT-LCD究竟是什麼?另外跟標準化的關係是什麼?專門技術的知識如何形成?技術面與人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3)
為什麼是用「國」作單位,為什麼國到國之間的流動會是一個問題。
Mayumi的回答:
回應陳明祺
1)
為什麼台灣能建立一個Cluster,而日本都是大公司為主?台灣的Cluster是怎麼樣的優勢?可以深究。
2)
路徑的問題,需要再探。
3)
發展國家的模型:技術流通的問題,國家角色在那裡,以後處理。
在座老師的問題:
1)
TFT-LCD的特色,面板是微妙的產品,觸感-人際關係密切-修正-人性化-摸起來的感覺很不錯。日本的技術人員說這是他們的技術,如果不是face-to-face,沒有辦法教。TFT-LCD對於細節非常的要求。
2)
為什麼台灣人和韓國人可以學到日本人的技術。因為台韓很容易瞭解日本人在想什麼(笑)←為什麼呢?
三、謝斐宇 Learning by manufacturing parts:
Reconsidering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aiwan’s 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
謝斐宇的提問是,為什麼有些廠商還是選擇要回到台灣來開發?他指出學習與動力的源頭是地方鑲嵌的,工業區位(industrial districts)能夠提供開發的資源。傳統在思考網絡時,都是自上而下的思考,上層出設計,下層作代工,但這是傳統思考的侷限,認為創新都來自買家。目前對於經濟活動的理解,還是以成品為主。
謝斐宇指出過往的討論未能理解零件廠與專業加工廠等部門扮演的角色,這些專業的製造廠如何進行到全球的生產,在正式的數據當中,這些部門作為要角,是無法被反映的。如同Mayumi來說,用pattern來反映國家技術是否恰當,因為中小企業不見得能負荷訴訟之費用,所以發展策略不同。她主張必須看到中小企業的廠商之間的連結。
謝斐宇運用的論證有二:Rosenberg’s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技術改變是在中間層次,而不見得是成品);Schumpeter’s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既有東西的重新轉變,改變製程或部份而帶來的改變)。她指出台灣的開放性網絡,具有權力的分散與非依賴與開放的特性(零件廠商沒有完全被大廠商綁在一起,而是很多廠商之間彼此競爭;而且彼此也有很多學習的機會;資訊的蔓延與想法,上游廠商找零件廠商,零件廠商找加工廠商,加工廠作出來的東西比上游廠商要的東西更為精進。因此,實作者的資訊與設計者之間的資訊的差異/交流/資訊習得的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她舉了幾個例子。
例1: The application of TIG Welding to MTB
從跑車到登山車。生產過程的細節。模具生產的經濟考慮,小廠無法作模具。台灣透過電焊的經驗,把焊船的經驗用到腳踏車上面。技術的蔓延,中小企業需要一個集體的能力,讓技術蔓延到一個層級,讓大家都有這個需求,才能夠說服其他人一起進入這個領域,想要擺脫大廠(大零件廠或零件廠商)的控制。
例2.The Adaptation of Aluminum Alloy Frame(鋁合金)
當初在國外買,買回來後,說服國內廠商自己作,開發新的材質,結合台灣既有的開放式網絡,鋁合金就成為新的選擇。結合,使資本密集,才能夠作。
例3.The application of hydro-forming
technology
汽車輕量化的概念,運用到自行車產業上。借用台灣的開發網絡,去開發了設備,液壓成型的車型。這個技術也用到家俱業→技術的蔓延。受訪者對作為專業加工廠,零件廠是好的,因為他們可以學到不同的技術,作不同的東西。
最後結論時,她說「什麼叫作高科技,什麼叫作技術學習的途徑,我們從製造部份(manufacturing
parts)來看,會有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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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張國暉
很多證據,與論證很強。前言很短就講清楚現象,現在想法為何,給出論證。腳踏車產業是中間製造商作創新;作腳踏車的不只是作腳踏車,不同產業間會互相交流;每家不大,但是彼此開放與交流。
但是技術本身[筆者筆記:究竟STS講的技術是什麼?]是不是有一個momentum,有一個power會讓技術更好。技術本身是不是有內在的邏輯[這裡很明顯地就是重視技術內容對強調社會結構特性的社會學者的提問]。技術有知識之外,還有實作的面向。面板的技術是很勞力密集的,其意義不是經濟上的密集,而是我們的工程師很擅長花時間在上面。腳踏車必須要被騎,關於使用的面向,關於消費者的面向,或者可以補足生產的討論。關於STS的思考,關於Biker的討論,怎麼對話,那些廠商是不是自身就是groups,就是consumers。台灣的自行車文化,家族型態的產業,聚落很近,這樣的社會結構,是不是符合腳踏車內在的技術邏輯。
台大城鄉所的陳老師,作了工具機產業的研究,指出產業之間的學習與連動。台灣的工具產業與IT產業也都可以與謝老師的文獻對話。謝老師談的生產面之間的合作,可以談inter-industrial
learning。今天的文獻比較沒有跟STS的文獻連結在一起。另外,STS的大型技術系統的討論會不會對您的文章有啟發,腳踏車有沒有辦法跟大型技術系統的討論連結在一起(如戰線缺口的概念),用某個方式來突破,使得產業本身有整合式的突破。最後,文章裡若納入您今天報告的圖表會比較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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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問題:
電機系教授的提問:他觀察到產業的現象。他是教自動化領域的老師,有時也遭遇很多有特別想法的老板,這些老板的廠通常都很破爛,但他們很有獨特的想法,賺很多錢,他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他們廠裡的那些人到底那裡來的,為什麼台灣有一群人,很有想法,很有產值,跟我電機系所想的脈絡都沒有關,然後他們都賺很多錢。他們的技術的來源,他們的工程師,他們的員工,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什麼才是「高科技」,會不會這些我們學院人搞不太懂的東西,反而是才是「高科技」?
陳明祺提到中部清泉崗基地與技術的關係,指出中部的發展,是由過往的社會條件決定技術的發展,而不是技術內涵(腳踏車,或者金屬加工)決定產業發展。
第三位老師:究竟技術本身自主的作用到底是指什麼?工程師的技術文化,他的勞動、耐操,這個因素像技術的作用嗎?還是聽起來比較像勞動文化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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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斐宇的回覆:
(1)
技術的內涵就是社會的條件。(我是社會學立場的人)我認為這還是社會結構的問題,競爭的技術,之所以勝出,與社會條件有關。我們可以比較韓國的情況。同樣是焊接計劃,韓國選了大型工程(如核電廠);但是在台灣,卻選擇了腳踏車。關於焊接設備,韓國都是大型的、作工業用品。台灣在作的,作很多小型的焊接機器-不鏽鋼機器的普及。韓國作軍艦;台灣作游艇。這和社會結構有關。
(2)
這些人到底是誰,他們在作什麼?(我去的時候,自己好像是外人),很多人都是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因為台灣在產業升級,IT產業夢碎,不願作線上操作員,所以又回到中部的零件廠,東海大學,中興大學,南部就是成大,還有很多研發中心的工廠師。這些老板,在技術領域上的老板,自己讀很多,就找人討論。然後,不要去過度美化地方知識[按:他們不是無中生有,天外飛來的奇少,空想就能成功]。他們和業界是很緊密合作的,很多的研發是這樣開始的,而產生更多的連結與互動。
(3)
目前最大的問題,能夠實作的工程師不見了。連金屬中心在找工程師時,都找不到;工程師反而是在生產線上累積技術與學習,而培養出來的[即有理論而無實作能力,是一種危機]。
四、陳宗文 global technology and local society:
paths for korea and Taiwan to a bio-economy
本文是我作疫苗研究的成果的集結。我們是後進國,還是我們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呢?若從韓國與台灣來看,從latecomer來看,我們很難追得上;但或許,我們在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他提到生命經濟與疫苗經濟的比較,他說生命經濟,是許多國家發展藍圖的目標,是美國bio-economy畫出的藍圖。別人談生命經驗,台灣則還在談生技產業。兩者不同。Vaccine Economy V.S. bio-economy兩者是否能連結呢?
他提到了全球疫苗巿場的雙元結構:跨國藥廠與國內藥廠,我把他的大綱列於下:
Global and domestic vaccine markers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GSK, MSD, Sanofi Pasteur
Regional
companies: Green Cross LG life sciences
Domestic
supplier. Adimmune(?)
他引用了巿場作為網絡的概念,談到疫苗經濟的巿場建構問題。他回應Harrison
White 關於網絡討論,White談的是同質性的網絡,廠商之間彼此關照。但陳宗文說網絡其實不是同質的,不只是生產的一端,還有採購的一端(還有使用者一端,但在此文不處理)。他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網絡:生產網絡以及採購網絡(procurement network) (國光作了疫苗,政府不買,則無用)。
他比較韓國與台灣的疫苗產業發展史。用B型肝炎疫苗的發展區分出網絡形成與網絡發展兩個階段。因B肝的轉型與跨國公司的崛起有關。台灣是在科技官僚的主導底下建立起來,但最後失敗收場。而韓國雖然80年代政治混亂,但已建立一定基礎,WHO找出韓國的財閥,希望為第三世界國家建立防治基礎,因此,韓國作出第一劑B肝疫苗。韓國疫苗產業因WHO的擔保,有巿場的保障,因為約定要銷售的第三巿場國家,所以獲得成功,成功之後,企業反過來改造政府。台灣則受限於採購方,產業無法發展。因此,他小結道台灣因採購而壓抑生產(由國家主導);韓國則因生產而形構採購的網絡(後B肝的時代,企業扮演重要的角色)。
2005年,韓國推行流感疫苗自製的計畫,跟台灣相對同步,台灣JSK得標,但放棄,而荷蘭再得,再放棄,最後才讓國光得標。韓國政府的選擇:兩家廠商裡一定要有韓國的廠商。台灣受到小兒科的影響;但是韓國則是企業-政府於前一天發文,要求小兒科醫師簽字(醫界很弱)。韓國綠十字公司的疫苗的營收只佔30%,其他的發展很多。但台灣的公司只有一個疫苗,單一產品。
所以,走向bio-economy是幻想或實象?台灣究竟如何建立一個生產的網絡?還是要持續採購的網絡?我們是否需要建立在地的生產網絡。上述為陳宗文最後的結論,不過看不太懂,有興趣的人可再聽錄音檔。
評論人:陳嘉新
疫苗是生技產業中的新興議題。作為產業的特色。疫苗的特性是施打於健康的人,對使用者來說,是有所選擇,因此對安全性的考慮較多,有其巿場上供給與需求的獨特之處。因此,疫苗往往被侷限於公共衛生或孩童的需要。但是這些年來,小孩子的疫苗飽和了,而更多的是成人的疫苗,如流感疫苗。疫苗的巿場一直在發展,成為生技產業要投入的標的。所以像家中有小孩的,就會發現現在的疫苗很怪,總之,疫苗是一個新創造出的巿場。但是疫苗的安全要求,比一般的要求還要高,所以上巿要更久,更不容易,一般認為需要大藥廠才能作。所以在台灣或韓國來講,以B肝疫苗來看的話,主要是分裝之類的工作,但是技術上還是沒有辦法獲得關鍵。剛才陳老師提到在WHO的協助,但台灣自身的技術跟不上,我們不知道如何移植,我們好像因為技術因素,所以寶昇(?)失敗了,韓國失敗了。
現在我們考慮一個新觀點:誰來取得這些東西,誰去購買呢?就經濟的立場來看,誰去購買顯然就是個重要的問題。政府還沒有納入全民健保,譬如說家長要考慮要不要考慮幫小孩打疫苗。關於「政策」的考慮是一個問題,但是這篇文章先不談。有可能不談政策嗎?顯然是有點困難。關於預防的風險,也是會被形塑的。雖然這篇文章,不談使用者網絡,但是使用者網絡可以影響採購網絡。而在韓國的例子裡,為什麼WHO不找台灣,要找韓國呢?那時候台灣退出聯合國,會不是有影響呢?國家的角色,我想還是很重要。另外,關於動物的疫苗,也是一個重大必須要考慮的對象(對人,對豬,如禽流感之類的),可能會更豐富討論,使疫苗的討論更有趣。
其他聽眾:
謝斐宇:Vaccine是公共財的一部份,能夠直接用供給-需求去解釋嗎?關於國家創造出的需求,因為政府在經濟社會學的討論裡,已經被帶進來了,不能夠免除政治的成份。
其他人:關於幻想。疫苗是受迫害幻想式的產業。有一天我兒子拿著疫苗的通知書,要家長簽名,後來沒打也沒事,然後像H1N1之類的疾病忽然就不見了。然後新的恐嚇出現,然後就要大家打新的疫苗,這很值得研究。
第二人:你的後進國的討論是指什麼?
陳宗文回應:
這篇文章是小小的嚐試,實際上疫苗是很複雜的。我一開始定義這兩個網絡,是希望大家看到這兩個網絡的交會,看如何影響在地,如何讓負責政策的人覺得是有必要的(production network);關於procurement
network比policy network更廣,因為不只是政府在決定,家長,企業都有自身的決策,所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也都有考慮在內,是動態的過程。
疫苗的經費與購買的來源,不是健保,不然健保就垮掉了,現在用的是疫苗基金。而韓國則是由他們的財政部來決定。
國家很重要,我把它拆開了,國家不是抽象的,而是不同的組織,有的時候是policy champion或policy entrepreneur在procurement network發展作用。
疫苗是不是不健康的產業,若我們看天花,那麼這產業是健康。但是我們看到的天花的疫苗都是很便宜的疫苗。當Production network實際上是在建構一個美麗的圖像,在說服大家加入網絡。最重要的還是流感疫苗,因為需求快與大,這才是基礎。所以Vaccine經濟可以透過很大方式創造很大的利益,而不見得真的是bio-economy。在bio-economy來看,我們是後進者。若是我們從利益來看,高經濟的疫苗,我們有很高的門檻必須要跨過,打進全球的生命經濟的鐵三角(GSK…)。台灣到底要作什麼,我想dual structure可以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林文源:後進者的討論能否再說明?
林宗德:我畫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B肝階段,我們都是latecomer;在2000 年之後,我們有不同的想像,我們不見得要再作HBV的疫苗,我們可能作其他的,我們就不再是latecomer。如果是幻想,那麼我們就一直在bio-economy的latecomer的位置上,如果是實像,我們走在自己的路上。
五、How Robots are made to act 林宗德
大綱
機器人表演能算表演嗎?機器人演戲能算演員嗎?
如何讓人覺得機器人像在演戲?
日台案例介紹
小結
機器人戲劇
Robots(瑞士) 6:55
Death and the powers(加拿大)
I.Worker 等五齣(平田 Hirata
Oriza)
機器人劇場(台科大林其禹‧台灣)
一般對表演的定義:Performance traditionally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mphasis on the agency of the performer as the interpreter
of a text of some kind and an artist who expresses something of her own through
interpretation. (用詮釋來定義)
Do non-human animal or things have agency?(如何界定他們的agency)
The question presupposes a euro (Lucy
Suchman 2007, 228)機器人學家…
人型機器人如何進入社會:人與機器人之間關係
能力考量:機器人要怎麼作到像人,聰明?像人?
關係考量:怎麼作才會讓人把機器人看成人(社會性的存在)?
某些表演理論家認為,表演不該以有無詮釋能力來定義,許多表演只能說再現技術性訓練的成果,是機械性的,談不上詮釋。(交響樂的演奏者是演練還是詮釋?)
以戲劇來說,一般認為演員要有詮釋能力,好的演員就是有好的詮釋能力。如此一來,機器人不可能稱的上是演員。
但如果從演員是要扮演好角色,以結構主義來看,只要角色對劇情發展不可或缺,只要恰如其份,就是演員。
與例(Auslander 2006) 兩人在漆油漆,一漆白或黑,換機器人來作,沒差別。算不算表演或演戲,來自於社群的認定。
劇場(大體上說)是要讓觀眾產生幻覺。
近年來有些機器人劇場,試圖讓一般觀眾認為機器人像人。
怎麼做才能創造出機器人似乎有agency的幻覺?
刺激人的擬人化傾向:人會傾向把無生物看成生物,用描述心靈的語言來描述無生物或其它動物。(大三角壓小圓形,學生都用大欺小來描述他們的觀察)
Q實體機器人如何激發人類情緒?
A:BY劇場
石黑浩,作了一個跟他一模一樣的機器人。
(機器人不會老,但人會老,所以人要去打脈衝光)
青年團主宰 平田oliza,成為劇場界重要人物。
作品: I. Works, Goodbye 三人妹姐;銀河鐵道之夜
平田的演出:
以語言構築,機器人有很強的語言能力
不強調人類演員的動作,但機器人演員的動作至關重要。曾找文樂(日本偶戲)及默劇演員幫忙調整機器人動作。
演員不需有心,希望演員是完全技術性的演出,但卻看起來相當自然。
排練時,演講說話的時間點以零點五秒為單位,大部份的指示是關於聲調、音量、動作的時間點,純物理層面的指示。
台灣機器人劇場 2008(愛知博覽會的影響)
由四段表演組成:看譜唱歌、擬真人機器人操線偶及對口唱歌,素描,打鼓
強調人工智慧技術
用主持人的旁白與小橋段讓機器人成為角色
小結:要創造劇場幻覺,為什麼需要機器人技術?
機器人一定要有人的外型嗎?不是人的外型的機器是機器人嗎?
移動作為要素?→時間差,位移與情感。
機器人只是移動,但與人互動過程中,可以讀出像人般的互動。
Wilson-排球的agency(?)
機器人技術是什麼?
評論人:陳瑞麟How Robot Are made to Act
結論說:Relying on autonomous robot technology
aloe does not recessacily lead to a seeming agency. Robot actors’ capacities,
to use Suchman’s words, are not “inherent,” but are “possibilities generated…”
三個問題:
機器人演講談不上詮釋。
詮釋/技術的區分=主體/客體有關
表演有技術面向。
結論,sociomaterial assemblages(Suchman),未被論證。
劇場理論:有自身的專業性,不能單一個人;咕咕鐘算不算表演。
機器人的表演不是機器人的詮釋,而是導演的道具。
反觀一個角色由不同的機器人來飾演,會有不同的詮釋嗎?(機器人能夠詮釋嗎?)
哲學問題:主客體區分-機器人心靈與他心問題
他心問題。Turning Test,假定對方能跟我互動,就假定對方有心靈。(語言溝通論證)
哲學家John Searle的思想實驗。數位電腦即使可以通過圖靈測試,但還是不被認為有心靈。→機器人只是擬表演。
只要問「機器人學家和戲場家如何讓人相信機器人的表演。」→劇場技術、物質技術、但是結論提到社會技術組合,過於跳躍。
林宗德回應:
一、回顧機器人表演,是不是表演,取決於表演社群。
Q:agency的創造方法?(維根斯坦,你究竟如何使用agency這個詞呢?)
真人演員也算道具嗎?(擬機器化的人?)
二、取決於社群,只要放在劇場裡,就已經是表演了。
傅大為:程式設計的部份應該談到,這才是STS。
李尚仁:這研究對STS的implication為何?(玩偶與機械人的差異何在?)
吳嘉苓:兩批人:科學家進入劇場(科學家的機器人的表演,展現);與劇場人讓科學家進入(劇場人想讓人看到什麼)。若是以科學家為主角,設想機器人與劇場的關係。
林崇熙:機器人是不是演員,是一個虛假命題。機器人應該開創出人作不到的,開出新場域,才能作到。
回應傅大為:互動式的設計也是有,但是大部份人認為不確定因素太多。
回應李尚仁與吳嘉苓:機器人學家想要推廣技術,你到底是要秀技術,還是要作為人類伙伴?台灣比較偏向技術性的展演。但是現在有人用了劇場,想把機器人放到一個角色裡,還有旁人口白與橋段,讓觀察覺得機器人是個角色。
回應林崇熙:讓機器人演機器人,讓人感受到「人性」。機器人在演機器人的地方,就是人沒有辦法能夠取代的,因此機器人就是無法取代的社會性存在。
六、林于翔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US,
Taiwan, and the world, 1949-1975
歷史
沈宗翰的例子
康乃爾大學與金陵大學糧食品種改良計劃
→相信科學能夠解決古老的飢荒問題
UNRRA聯總署
善後與救濟責任
JCRR農復會
沈宗翰與農復會
國內農業改革
信用巿場改革
補助利息率以及實行保護小農肥料貸款的法律
藉由草根組織機構推廣農業
研究以農村調查以及傳播新農業實踐與…
豐年雜誌
台灣在世界
雙邊的
台灣到越南的農青(?)團(1959)
前鋒案(1961)
馬保之
台大的中非大樓
多邊的
IRRI國際水稻研究中心
亞蔬中心 [上兩者的目的都在於研究蔬菜問題]
亞太食肥料技術中心→(同學補充轉型 為Appec?)
結論
國際發展常被認為是美國在世界實行自上而下、現代化及新殖民地主義之計畫。但實際?…
第一階段:美國中心擴散
第二階段:網(1960-1970s)
結論
重新敘述綠色革命。
臺灣:高科技與結合發展(不只是線性發展),而是結合發展(integrated development)
發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其問題性包括科學無法解決之社會與經濟問題。
因此,台灣的發展專家,無法在國外再現台灣的經濟奇蹟。
(同學補充:經濟奇蹟講的是工業,用農業直接推到工業有問題)
農復會及經建會作為戰後經濟發展的推手。
本論文:台灣經驗可以是一種model嗎?
作者沒有回覆到到日本在台灣發展的背景,農業基礎是日本時代打好的。
晏陽初:農民教育,普及教育,很早就退出了JCR的組織。
印度及菲律賓的model,他們就不訓練科學家,而是直接透過農民advation(?)
臺灣的經驗在1960年代開始輸出,但是沒有注意到美國對於臺灣的意識形態的殖民,沒有想到臺灣人是美國人聘的廉價勞工,在非洲勞動。
如何看待發展、看待現代性,用STS角度重新檢視。
邱花妹:你怎麼看待臺灣的農業發展。又譬如說肥料實際上是榨取農民的方式;再者,則是國民黨扶植農會的問題。(同學:問題很大,農業需求才設置生化肥料)女性主義者對發展的反思,對整個現代化有很強的批判。你如何回應這些批判性的觀點。如果從STS的角度,當初這些科技社群,他們肩負了現代化的使命,他們真正長出來的果實,又是什麼樣的面貌呢?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可以被發現。
傅大為:你這個Paper我沒有看。你是在何種research
community作這個研究。像之前陳信行有作綠色革命的研究,他們發現有機農業實際上打不進入,我們也有期刊以米為中心,談到東南亞的一些討論,可以跟你south-to-south一起討論,可以多加引用。
林于翔:
第一個模型的問題:可能我這個批判性不夠重。
非洲的情況不是很適合種台灣的米,因勞力不夠密集。他們不適應吃米飯,但是巿場上賣不掉。
越南的例子,台灣的農會算是比較成功的,如果你可以進行土地改革,可能可以打敗共產黨。
對,所以這個模型不能夠複製。
我用的資料,大多是國史館與近史所的檔案。的確大多是官方的。
綠色革命的後果,創造出跨國公司來壟斷第三世界的食物巿場。台灣經驗比較難與此相比較,台灣的經驗還是比較依賴亞蔬中心的成果。(我倒是想到農作物與台灣勞力密集的親和性,這點值得注意)
林崇熙:官方的資料不見得就不一定不可信。只有在政治問題都解決了,科技問題才能夠發揮作用。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二二八事件,所以台灣的大地主都已經被處理完了。所以政治問題都被解決了,所以新的技術才能發揮作用。
林文源:關於idea與practice的討論,可以再去談其中差異。
七、陳東升 The Late-comer Thesis and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Study in Taiwan
對科技產業研究的回顧。產業發展在時間上,台灣的確是比較晚。但是是不是能理解為「後進者」,這點倒值得思考。弘任、國暉、文源、崇熙是對後進國討論上很有啟發的台灣學者。Latecomer的概念來自英國(?),技術上與研究上是被孤立的,在巿場上進入的途徑沒有任何的連結;澳洲的研究者覺得latecomer這樣的定義還不足,還要包括在策略上有要趕上的意圖,即需考慮策略意圖(strategic
intent)以及競爭的位置。台灣被認為是低廉勞動力與規模經濟的選擇。大部份學者大多會直接接受後進者的說法,《追趕的極限》與《超越的後進發展》。到底我們要追趕什麼,還是我們走的其實不是同一條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追趕,在超越,可是我們究竟在追趕什麼,超越什麼?
STS的研究對這個命題(後進國)產生了什麼影響。第一,對於專業社群的影響,如果我們不加思索地把自身定為後進國,不加思索引進先進國的標準,那麼我們會面臨一些未預期的社會後果(因未考慮在地文化與社會條件)。例如太早跟民眾說他們有腎病,結果民眾就去吃藥,然後就有坐實了那個作法。第二,關於STS的研究,關於弘任的文章,從蓮霧技術到嘉義行善團,所有的行動者和技術之間交互纏繞的關係,寫的很細緻,我看一個理論體系慢慢發展出來。我看綠能科技在台灣社會學的書寫,當弘任把「後進」的概念帶進來,很快地去發現「先進」的技術是先進的,原創的,但是為什麼我們要那麼快把「後進者」的位置定位與自我標示(為什麼有自我限制的想像呢?)國暉也在醫療科技與社會發表了社會建構的討論,我同樣也看到東亞臺灣的科技與社會的研究,不曉得是不是引用吳泉源,說要研究技術的移轉…,最後的結論怎麼又會落入「先進國」與「後進國」的二元對立,我說,這是「後進者的幽靈」,不小心就跑進我們的框架裡。這是我們必須要非常小心的地方。在STS研究裡,我對「後進者」的命題,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我於後進者與領導者的看法,我想對照現代與前現代,「我們未曾現代過」,關於轉變,我們不應該太快類型化,這是拉圖對於社會學的批評。太快提出一個框架,反而限制我們的想法與可能性。我覺得Latour根本挑戰了人物二元對立的概法,如果我們能夠慢慢放棄現代/前現代;後進/領導的想法。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在work-net,即一直轉變的可能性(反轉network)。所以我們要注意改變、交互纏繞,那麼動作的重要性,就會顯現出來。
大為在2007年寫了一篇宣言,說我們(東亞)可以走多遠?可是我現在反問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沒有東亞(/歐美)的對章,那麼我們可以走多遠?(自居東亞,就像自居後進)。我想,就先講到這裡。
評論人:傅大為
有時候我覺得聽東升講話比看他文章更刺激靈感。沒有東亞,我們可以走多遠?當年陳東升建議的亞洲的STS,但如果沒有東亞,我們不知道到底可以走多遠。陳東升的文章,拉圖的東西還不少哦,也對結構提出了質疑,還蠻有趣的。
東升在研究的是高科技產業,看他怎麼把STS與社會學的研究連結起來。他在談後進的時候,一是高科技領域,一是STS,一是國家政策與自我立場,就此來看,他後進的概念用的非常非常廣。所以這個後進,在陳東升看起來,我讀起來,像是台灣的意識形態(ideology),在國家、高科技、STS都有後進的意識形態。我們都被框架(framing)了。
這個框架真的造成了不好的問題嗎?我們必須要來證明是不是這樣。東升用了林文源的例子,這個例子好像有點過火,這件事情不見得是因為後進國的ideology造成的。又譬如弘任或我同事作的研究,開始把「後進」的概念引起來,東升稱為universal
totaulogy。但是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當的影響,我覺得東升應該把把不當的影響點出來。
我認為在不同的場域,後進的概念產生的作用不同。譬如經濟發展,或者社會學中國化,我們都在講後進,但是我覺得層次實際上是不同的。我以前也寫過社會科學中國化,但是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脈絡下,有其意義。因此,後進的概念並非同質的,不能一體適用,需要去研究。
後進的說法,東升說很容易產生線性的思維。但我想這跟東升研究的高科技產業的個案來看。但是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們作為後進國,我們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考慮,不必須犯先進國的錯誤。所以我們不會只有線性的、亦步亦趨的情況。
所以東升說我們要放棄後進的說法,要我們走適當科技。問題是,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代?我們能夠用什麼替代。在國家層次能夠說我們是發展適當科技的國家,因為適當科技是在STS的層次。我們常說台灣是開發中國家,那我們不說開發中,我們究竟該怎麼定位。所以我覺得在國家層次上,我沒有得這個論述有什麼樣的問題。不然,我們是不是要走向社會主義的巿場,或者還是什麼樣的,我不知道。那麼,在高科技產業當中,有可能放棄後進國論述,因為高科技產業就是要走向國際巿場。關於STS中的後進國論述,我們是不是可以放棄呢?我想是可以的,可以用「東亞STS」取代。
陳瑞麟:雖然是後進,但是可以後來居上。先進國已經發展,但要改變路徑很困難。後進國還有選擇的機會。所以後進國也不見得不好。
吳嘉苓:後進者的概念,應該是在談時間軸。我不曉後是不是高科技產業的特性,而是後進追趕。(不過你引用的都是洗腎和蓮霧,沒用自己的例子)但我們還有後來居上,後見之明。在政策上,後進國能夠進行政策比較。
陳東升:我想請大家來想想,如果不用「後進」,我們是不是一樣可以描述那個好處。我想那個後進的影響,對於思考的影響,是很明確的。大為說,我們用東亞,或者用開發中國家,好不好,我想說,那麼我們就直接「台灣」就好。在網絡上,我講的是work-net,能不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像弘任的嘉邑行善團,若把後進框架帶進來,我覺得會是一個限制。如果我們不要「後進」的安全毯時,我們會遭遇什麼?至少我感受到自己在書寫與討論問題上,會不一樣。我再談一次,社會學的既定框架太快被放進來的,使我們忽略了長連結的可能性。我們過去常作比較的研究,但是如果我們換個立場,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林文源:東升老師提到「後進的問題」,我自己的研究提出的「自我後進化」,即專家明知是有爭議的,但是國內還是拿來用。很自然的就拿他們的指標,就直接拿來用,另外就是工程的議題。
邱花妹:發展社會學當中的開發中,已開發,未開發。國外學者就稱我們是「後進者」,我想後進者是有脈絡的,看是誰掌握了核心技術。倒不見得是好與不好的問題。我想問陳老師的是,你提的其實比較是「適當科技」的部份,其實弘任的案例的討論,不論ANT與latecomer,那麼我們是在既有條件底下,發展出一個可行的模式。但是電子業能不能配合,電子業裡的技術人員的部份,像是那個摩合過程,他願不願意進入,要不要摩合,還是有巿場力量的因素。我覺得還是全球經濟的分工和巿場力量必須帶進來討論。
楊弘任:ANT在處理微觀的時候很順,但到鉅觀層次就不好定位。我不是單純用後進這個框架,而是使用後進技術框架。還是我們是不是就不要用鉅觀與微觀的框架。直接處理問題就好。
陳東升:後進若變成命題,會產生影響。用適當科技來取代後進,就又引入了另一套標準,好像自打嘴巴。我用組裝社會的概念,還是在處理集體的層次。我們是在還沒有掌握清楚的時候,就下了結論,因為我們有一套框架。是不是需要這麼快。關於結構的部份還是要帶進來,但是不是要用它來限制我們的思考,而是要看到內部的複雜的連結。
八、林文源 綜合討論
我在思考另類知識空間的議題。我原來想的是三個面向的議題:知識在什麼樣的空間裡發生、流動與改變;知識創造了什麼樣的空間;我們用什麼方式定位這些經驗。剛好EASTS要辦這個Workshop,所以邀請大家來到這裡。
我當初定名此工作坊為Making knowledge places,大家都提出了不同的知識創生的空間,提供大家思考的平台。
傅大為:框架的問題,是最近STS都關心的問題。
Mayumi:日本人都是從後進的角度來討論台灣,他們沒有辦法論開後進國的論述來討論台灣。現在全球化之間的關係改變,美國學習日本,學習台灣。
楊弘任:我們不曾後進過。
吳嘉苓:STS的限制,產業、政策與結構的部份。呼應we have never been late-comers。
林崇熙:後進/先進,受限的框架──標準──後殖民──無主體性──作學名藥──不要去爭世界第一──各領域的共構性質。後面的大學,要學習頂尖大學也是例子。台灣的產業的個性皆不相同,不同產業(同學:後進的概念存在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