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韋伯〈客觀性〉札記

 社會科學如何聲稱自己是門「追求真理」之學問？這個問題在尼采點出「上帝已死」、權能意志、視角主義等等的挑戰下，變得是個棘手的問題。這個問題有多棘手呢？讀者可以參考張旺山老師所譯的《韋伯方法論文集》中的〈「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一文當中的第237頁到第239頁中當中的五個例子（農業、利益、國家、勞動者的階級利益、與自由貿易）之概念模糊不清，各方自說自話的造成的大混亂，以致於實際的政策評估若依據這些不清不楚的、貌似客觀實際上是研究者的個人主觀意願包裝的說辭來進行決斷，將會使得知識本身成為政治鬥爭的手段與掩飾，而非促進在有意識地知曉各方的價值關聯，以利後續在個人抉擇時作出的清明的選擇與判斷。

韋伯面對地尼采或者當時代的價值重估的挑戰，帶入了「價值關聯」與「文化流變」之概念作為因應，說明我們必須理解概念並非無預設的，就連國民經濟學也是18世紀追求法則觀念下的產物，更不提後來生物學與黑格爾思潮的影響，因而，與其假裝概念無預設，不如明白地承認我們所使用的概念，都是有著價值關聯的預設，這不但不會否定客觀性，反而會肯定客觀性，因為明白說出了價值關聯，以及明確的概念定義，並說明其間的關聯，將使得異己（如中國人)也能在邏輯上理解概念建構之間的關係，雖然在情感上不見得能夠接受。

其次，明白承認概念與實體之間的落差，反而使得我們在利用概念掌握現實實體時，因為實體對於概念的否定，使得我們能夠得以從歷史實在當中，修正我們的概念，重新界定其間關聯，而能夠帶來新的、更符應文化流變下的時代趨勢。「理想典型」承認自身是個工具，是註定被超越與克服的「概念」，唯當其作為歷史實在之假設檢驗工具，並且被否定之時，一個理想典型的任務也就達到了，因為我們得到了新的理想典型之間的新關聯，我們對於實在的認識也往前邁前了一步。學者的工具不僅僅是蒐集材料，也不僅僅是不斷創造新概念，而是要讓概念建構之理論為歷史實在服務，而不是「歷史實在作為我的理論之註腳」之理論偏執。

學者的貢獻在於面對時代流變，透過新的概念構連，而能夠釐清我們之所是，並重建我們對於時代變遷的新視角，甚至更進一步評估未來的概念元素之組合與選擇。(p.200) 因而「國民經濟學」是門永遠年輕的學科，不斷地自我超越，而不會滿足於貌似最終法則的獲取，因為並不存在這樣的法則，學者的任務也不是找到這些法則就躺平，而是永遠面對他所處的時代，給出他的全面性理解（邏輯上的各方面的視角呈現，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聯的說明），最後，學者作為一個身份，自然是限制自身在邏輯陳述的脈絡，以此維持禁得起檢驗的客觀性。學者的任務在於明示各種價值關聯，以及說明各種價值判斷之可能類型。

但人往往投入科學研究，並不是僅僅為了提供各種說明，而是為了面對實際生活上的種種矛盾，以致於希望能夠透過科學的指引，作出更好的選擇。換言之，科學研究是進行判斷的前提，但科學研究並不決定判斷，因為判斷乃是依據個人的價值關聯而作出的選擇。韋伯所預設的人，是意願承擔責任的主體，此主體能夠依據科學提供的認識，清明地作出判斷，並且承擔後果，此時，作判斷的人就不再僅僅是思想著的研究者，而是意欲著的人(P.183)。

在〈客觀性〉這篇文章當中，核心的概念除了前述談的「價值關聯」之外，我認為還有在頁177與178出現的「人格」與「信仰」，價值關聯是個人受時代影響但也不全然受時代影響而作出的立場，價值判斷更是有責任的人在自身（生存上）的利害關係，展現自身信仰的一種表現。客觀性，並不是依賴著大數法則，而是個人基於自身之信仰與價值關聯，而與其他價值關聯進行的諸神鬥爭。諸神不但沒有黃昏，諸神還在正午彼此鬥爭。

因而如同韋伯所說的，當一個類概念關聯上特定的文化價值時，並且逐步地抽象化，並得到清楚的界定，這時我們會得到ideal type。「客觀性」本身作為一種ideal type，我們也無法說他是一個絕對的理念，最終的法則，而端看我們要把〈客觀性〉的概念與何種文化價值關連起來。所以在知性邏輯層面，客觀性是經歷史檢驗上的邏輯上的妥當而能為不同研究者所接受的組合（或星座 constellation)；但在實踐層面上，則是依據個人的價值判斷，對於自身信仰之信念的堅持，也就是「人格」之特性能否展現一種典範姿態，如同韋伯文中所說的決定時代的觀點的天才(p.207)。學者的天才，就在於他能展示妥當處理知識與實體，並提供新的視角，創造出新的事物。(p.241)

真理追求與政治實踐應該有所區分，讓真理的歸真理，讓實踐的歸實踐，但必須要區分不同階段，讓學者與政治家在他們自己的場合接受考驗，而不要把學術搞成不對等的政治鬥爭，或者讓政治變成被理論家矇騙的低能遊戲。知識上的清明，人格上的尊嚴，或許是韋伯的人的科學的追求吧。